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1966年到1971年,大学停止招生。1972年到1976年,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至此,招生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了

“读书无用论”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正是由于高校招生对教育乃至整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高校招生工作。早在1972年,周恩来同志就有恢复高考的考虑。他在会见一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时,谈到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前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教育和科技方面,邓小平同志首先选择了冲破“两个估计”,以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矛头直指“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同时,他明确要求:“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率先解放思想、全面冲破“两个估计”的宣言,从而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高考制度的恢复又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项成果。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破例在一年内第二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完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招生工作会议期间的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重申并发展了“8·8讲话”的内容,他希望教育部门的同志大胆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第一是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第二是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同志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具体指出招生工作指导思想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招生工作会议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渴望知识的中青年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走进考场,走进课堂,又带着刻苦学习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祖国及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 1977年5月至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王永钦：《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谈话和批示选载》(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月)，《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龙平平、张曙：《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刘仓：《邓小平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