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分曾在中央、地方和军队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共219人。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应当首先解决那些影响安定团结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他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强烈反响。在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带动下,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人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中肯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中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建议。

　　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针对全党面临的几个迫切问题,他从四个方面强调指出: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正确地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提出和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明确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方针,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了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江泽民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柳建辉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年版。

　　李正华著：《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方志出版社 2007年版。

　　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版。

　　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迟爱萍：《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