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3日，各地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新华社发

　  １９６６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参考文献：

　　  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黄峥著《在历史的档案里：“文革”十年风云录》，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英）麦克法夸尔著、魏海生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