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无作战部队），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秋收起义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兴奋地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8月3日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还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湖南的秋收起义，要在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同时发动；在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如有可能，也可同时发动；湘西地区也要有相当的准备，以备湖北省某一部队能到湘西时举行大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关于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会议决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

　　当时，由我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即将爆发。

　　　　1927年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长沙的铁路工人和部分农民，于9月9日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

　　起义开始后，第1团由修水、渣津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当该团主力进至金坪时，突然遭到起义前夕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从侧后的袭击，部队被打散，后经收容，改向平江、浏阳两县边界转移，准备向第3团靠拢。第3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11日下午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14日，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分路向东门市反扑，第3团奋勇抗击数小时后向上坪转移。第2团由安源出发，进攻萍乡未克，12日转兵攻占萍乡以西之老关，并随即继续西进，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占醴陵县城，击溃守军约1个营，缴获枪数十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14日，长沙的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在萍乡等地的国民党军策应下，向醴陵反扑。第2团当即转兵向北，于15日袭占浏阳县城，但因疏于戒备，17日遭到醴陵追来之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损失大部。在上述各路起义武装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之文家市集中。

　　在工农革命军分路进攻期间，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手持梭镖、大刀和为数很少的长短枪，英勇地袭击挨户团，攻打团防局，打击土豪劣绅。醴陵县和浏阳县的起义群众，还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占县城，进行建立革命政权，重新恢复工会、农会等活动。株洲的起义群众曾一度占领株洲火车站。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处于革命低潮，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下，许多农民运动骨干或被逮捕镇压，或被迫外逃，农民群众存在着害怕起义失败后又遭残杀的顾虑，因而，就整体说来，这次起义，未能形成有更多农民参加的群众性暴动。原定举行的长沙城的工人起义，因国民党戒备森严和工农革命军进攻行动中途受挫，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举行。

　　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

　　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南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为指挥部队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牺牲。29日部队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当地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建立了联系。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毛泽东点燃的井冈山之火，照亮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人们把它称之为“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

广州起义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工农运动曾有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1927年10月中旬广州市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前夕，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共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同时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歼灭市区守军大部，攻占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当日上午，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在市区的残部，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总指挥部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白色恐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