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上点名批评了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操纵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3年底，瞿秋白被要求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后，他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当时的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他和瞿秋白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用当时瞿秋白秘书的话说，当时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曾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此时自身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恐怕也会被留下来。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后，蒋介石派十万大军，从东、南两路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于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又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12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留守的中央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都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100多人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他们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而被俘。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忙办理手续时，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此人名字不详），因为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万永诚策划的，万永诚的妻子也知道这一计划，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就这样，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营救瞿秋白的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即下令处决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8时，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伏案挥笔写下了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末署“秋白绝笔”。瞿秋白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负责囚禁瞿秋白的是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的师长宋希濂，而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瞿秋白就义前的那幅珍贵的遗照。遗照上，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英武的气概。宋希濂还为老师瞿秋白置办了酒席，据天津《大公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刑场，刑场位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而且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36岁，当日下午，瞿秋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