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92年10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文化广场股票交易临时代办点前，有近万人次参与股市交易活动。
股市真正火起来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21日至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8月，深圳股票交易所发生了抢购股票风波，这是后话。
沪市开锣
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它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名气最大的酒店。中国的第一只电灯、第一部电话都是出现在这里。饭店一层的孔雀厅，几乎就是摩登、华丽的代名词。
1990年12月19日，在浦江饭店孔雀厅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
这天上午11时，“当———！”一声锣响在孔雀厅内响起，宣告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营业，也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纽交所主席的上海之行
1986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车队在警车开道下，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门前。搞出这么大“阵势”的人的确大有来头——来者是当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尔霖一行。
相比之下，他们的目的地，或者说他们理解中的“中国证券交易所”就寒酸多了。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
副经理胡瑞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
听完英语翻译，菲尔霖却笑着说：“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 毕竟有一间房子, 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说完，菲尔霖还热情地邀请黄贵显合影留念。这张被称为“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现在还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展览大厅里。
参观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本不在菲尔霖访华的行程之列。一周前，邓小平的接见和赠送的特殊礼物，引发了菲尔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强烈好奇。
一位是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总设计师，一位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邓小平接见菲尔霖成了当年一件颇为轰动的标志性事件。外电用这样的题目报道了此事——“中国与股市握手”。
那次会见，握手之后，邓小平用他特有的幽默消除了客人的疑虑和拘谨：“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 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 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 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 所以我特别的欢迎。”
认真地听取了菲尔霖介绍的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后，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你们现在非常富有, 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
中国发行的股票引起了菲尔霖的兴趣，他更想看一看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菲尔霖并没有直接要求，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能有一个被称为证券交易所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不会被拒绝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他要把邓小平赠送的股票过户成自己的名字。
自然而然地，菲尔霖被带到了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飞乐音响股票就在这里进行交易。
后来，黄贵显听说，菲尔霖为这张面值50元的股票过户是“花了大价钱”的。原来，在上海期间，美国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 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私人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
菲尔霖同意了，真的花了2000美元为自己的这张股票过了户。
20多年过去，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当然，菲尔霖给这只股票过户看中的是其象征意义而绝非经济意义，不会用它套现。这张飞乐音响股票现在也还摆在纽约证交所的展览大厅。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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