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一生经历传奇,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最后到抗战前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初期的领导人。将近73岁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坚辞蒋、汪任职的高风亮节,称其是“出淤泥而不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陈叔通的秉直相谏,毛泽东称其是“共产党的一名诤友”。 

　　商务印书馆曾经的大管家 

　　1876年8月7日,陈叔通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名敬第,字叔通,号云渭(一作糜),行三,辛亥革命以后以字行世。他自幼禀承家学,特别是在古文诗词上独具慧根,因此在早年立志功名。1902年,年仅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陈叔通的这段经历在江南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备加推崇。辛亥革命前,他是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是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有深交。那是在1903年,陶成章曾两次潜入京师,到陈叔通的居住地,密谋为徐锡麟捐资买爵,以便乘机起义。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法政大学期间,他开始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但此时的他仍希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维新事业能够得到成功。1906年夏,他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在清政府的资政院供职,任资政院民选议员。在资政院的时候,陈叔通看到大小官吏的尔虞我诈、没有振作图强的迹象,开始对维新思想产生怀疑,逐步倾向于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时年36岁的陈叔通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了热烈的拥护。这期间,他由浙江省推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的经理,为国事奔走各方。袁世凯托人以每月600元高薪,笼络、收买国会议员,陈叔通严词拒绝。但袁世凯很快攫取了革命果实,陈叔通极为愤慨,他积极地投入到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讨袁斗争中,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这时,他的老友张元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15年8月,他应张元济之邀,南下上海,建立了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起初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大多持迟疑或者观望的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督办江苏军务的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彼此之间交情很深。陈叔通与黄群商量后,由黄群赴南京劝冯国璋内应,并且通过胡嗣瑗得到冯国璋通电讨袁的底本。因而各省要人先后响应起义,护国运动也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死后,陈叔通对国家寄以希望,认为从此可以走向新生。 

　　但是,现实却是各省军阀的连年混战、争权夺利,陈叔通陷于“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的失望和苦闷之中。这期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陈叔通以刚届不惑之年,慨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两鬓渐斑,对政治生涯深感厌倦,甚至产生“积悔”的心思。于是,他怀着做好出版、教育事业的心情,致力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任职达十年之久。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却危机丛生:在外部市场上,产生了劲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无疑受到它的强劲挑战。这当然需要认真对付,然而这还是次要的。关键在商务印书馆的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