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剿灭土匪，稳定秩序
谭震林是1949年5月3日傍晚进入浙江省会杭州的。在此前，还在三野考虑部队进军江南的接管工作时，就决定由谭震林率七兵团负责接管浙江，并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筹备委员会。这位未来的中共浙江省委首脑就着手向浙江籍和曾在浙江战斗过的同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选配省、地、县各级领导骨干，然后，让谭启龙前往蚌埠，带了8000多名干部渡江南下，与长期坚持在浙江斗争的当地干部相配合，进行接管杭州和浙江各地的工作。
1949年5月，谭震林就任浙江省委书记后，当时浙江主要有三部分干部：一是南下干部；二是在浙东、浙南、浙西等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三是本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他们来自各个“山头”，如果各自为营，就不能形成拳头，在打开浙江局面中难以发挥骨干作用。谭震林反复告诫：南下大军与地方游击队的团结，南下干部与坚持浙江地下斗争干部的团结，是取得今后胜利的保证，一定要搞好。对南下干部中个别不尊重地方干部的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改正；同时教育地方干部要与南下干部坦诚相见，彼此取长补短，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谭震林还提出了培养10万干部的宏大计划，并且发动党、政、军、工、农、青、妇各个方面，大胆选拔积极分子，通过党校、干校和实际斗争培养干部。到1950年底，全省脱产干部就达到8万多人，从而保证了城市接管和新区开辟工作的顺利进行。
浙江接管后工作从何着手，以谭震林为首的浙江省委及时作了安排，确定在7、8、9月内，除杭州、宁波、吴兴、嘉兴、温州等五个中等城市以外，其他各地(市)、县党委均应把主要力量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和征粮等工作，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建党、建政，建立农村的革命秩序。随后，大批工作队员下农村，逐步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剿灭土匪、稳定秩序，是谭震林抓的第二项工作。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时至7月份，有些岛屿还被敌人占据，敌情严重，匪患猖獗。当时共有各类武装股匪300余股，约3万人，8月份，发展至5万余人。这些匪徒以国民党特务为核心，以待解放的舟山群岛为主要巢穴，从农村向城市进行骚扰破坏。匪患严重的地方，匪徒还公然挂出“县政府”、“专员公署”、“行政公署”等伪政权招牌，一时搞得民不安生，人心浮动。
军人出身的谭震林岂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指出，这些武装股匪不肃清，革命秩序就不能确立，群众就不敢起来。必须坚决地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为此，省委决定：7、8、9三个月的农村工作，以剿匪反霸斗争为中心。第三十五军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主力，整顿地方武装，清剿股匪，肃清散匪，并结合剿匪，有重点地开展反霸斗争，以巩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剿匪反霸斗争兴起后，群众敲锣打鼓，群情振奋，谭震林及时提醒工作队和各地(市)县同志，反霸中要掌握政策、时机，打击面不宜过宽，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打击的重点要对准那些有血债、罪恶大的反动分子。他还及时总结剿匪、反霸斗争经验，提出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方针，指导全省进一步肃清匪特。到1951年底，由于浙江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大股武装匪特已基本肃清，累计消灭匪特9万多人，城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这一段，谭震林还十分重视做好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其中有马寅初、周建人、何燮俣、包达三、汤元炳、邵裴之、马一浮、黄宾虹、刘开渠、沈兹久等。他们中间，有的很早就追求进步，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有的曾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过斗争。谭震林亲自推荐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代表，亲自安排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吴化文担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谭震林对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学者章太炎生前意欲傍刘伯温和张苍水墓而葬的遗愿，表示尊重。他还接见了杭州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六一织造厂总经理胡海秋、宁波市工商界著名人士俞佑宸等，听取汇报，安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具体解决企业生产中资金周转等困难。
对知名人士的坦诚相待，对工商业者的及时安抚，既稳定了人心，又凝聚了力量，对稳定建国初浙江的政局，发展浙江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接管城市的同时，如何牢牢抓住广大农村，调动广大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也是摆在浙江党政一把手谭震林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浙江各大城市陆续回到人民手中后，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各类残余武装溃逃到了偏僻的农村，还有10万多土匪分散在农村各地，他们到处骚扰破坏，城乡交通受阻，农村物资不能进城，城市人民币不能下乡，以致城市吃粮困难，金融不稳，物价暴涨，社会秩序一时混乱。
谭震林感到只有城市，没有农村是不行的。善于开拓工作新局面的谭震林果断地提出把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暂时转到农村，抽出大部分力量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完成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和征粮任务。他说：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克服城市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这正是为了具体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总方针。
7月8日、9日，省委连续发出指示：规定驻浙第三十五军全军“工作队化”，其他野战军部队、机关、学校也抽调相应干部下乡。3万干部进军农村，短短的3个月，农村情况就发生根本变化。全省85%地区的股匪被消灭和击溃，恶霸统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农村土改迅速展开，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城乡交通逐步恢复，我们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整个工作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个事实表明：敢于和善于把上级指示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是谭震林每到一地、每干一项工作，都能迅速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1年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谭震林又适时调整决策，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从农村转到城市搞工业工作，省、地(市)县委建立工业委员会和工业部，他还亲自抓了浙江麻纺厂和黄坛口水电站等重点项目的兴建。领导的重视，大批干部的回城，浙江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谭震林在干部的调配中成功实现了工作重点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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