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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工作亲历记
发布时间: 2015-07-01    作者:    来源:当代北京研究 201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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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英口述关丽娟、许嘉利、吴三英采访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较长时期没有设立市级独立的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全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是由市文化局下属的文物管理处以及文物工作队管理。1979年才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刘子章出任第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他带领几个老同志陆续组建了区县文物管理机构,在文物普査、古建修缮、地下文物考古、建立博物馆、文物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此后有了国家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方面的政策法令,北京的文物管理工作初步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另外,当时北京市建设规划已正式通过,要控制北京市的建筑物高度,把北京划了几个限高圈。第一圈是故宫周围绿化平房区,第二圈为限高9米区,第三圈是限高18米区等,这样,北京市的建筑高度就形成一个盘形,内低外高。同时,对北京的文物点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规定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建筑物的高度和色调等。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多种因素,执行起来遇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涉及文物点保护方面的问题时,解决起来困难重重。

  在1985年成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以下简称文保协会)之前,我在文物局工作的那一段,文物保护工作处于举步维艰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文物保护单位被部队、中央单位、北京的工厂或学校所占用,成了家属院或是工厂的生产基地,有的地方想进去看看古建筑、古树等的保护情况都很难。

  第二,当时国家经济大发展,城市到处搞建设,大拆大建,有些有文物价值的房子被拆掉了,许多大高楼盖了起来,影响到文物景观,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凸显出来。东便门的古观象台,当时在周边是最高的建筑,远远就能看到。可是周围建起了一圈大高楼,把它淹没在楼群中。又如,在西便门的天宁寺古塔旁,热力公司建了一个大烟囱,高出天宁寺塔许多,把它遮挡了。

  第三,由于对文物保护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物保护认识缺失,在工程建设中,文物屡屡遭到破坏。古墓葬出土的古文物和古钱币有时遭到哄抢,使得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受损。

  第四,由于住房紧缺,一些单位盖房时千方百计超高,突破规划的限高线,使文物整体保护受到影响。

  第五,传统工艺失传,古建修缮质量不高,部分工程使用新型替代材料后,油漆彩画不久就出现褪色、裂缝和脱皮。

  成立文保协会是一个创举

  1985年,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文物行政部门和专家们经过分析讨论,开始酝酿成立北京市文保协会。海淀区最先行动,第一个成立了区级的文保协会。经请示市委宣传部,正式向市政府写报告并得到批准,前后筹备了半年多,市文保协会于1985年8月正式成立。

  市文保协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北京市原副市长白介夫,他在职时,主管北京市的科、教、文、卫工作,人脉关系广。我担任副会长(常务),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赵学勤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协会筹备过程中,我和赵学勤代表筹备组一个个去登门拜访,请市文物局、规划局、园林局、民政局、公安局、教育局、宗教事务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参加协会,请他们任理事、副会长。这样,所有文保协会的成员单位都与文物保护工作有关,如出现问题,有执行单位参加就好解决得多。协会下设常务理事会,推选的副会长由市园林局、市规划局、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友协、市文物局等单位的同志担任。国家文物局的长城专家、古建专家罗哲文也被聘为副会长。考虑到文保协会国际交流活动,还聘请了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为副会长。

  在市文保协会成立大会上,白介夫会长和陈昊苏副市长充分说明了成立文保协会的必要性。白介夫说:“实践证明,为把首都的文物保护工作真正做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更广泛的保护文物的群众基础。”他还说:“除了行政上的一套完整体制机构外,协会作为群众团体,也来关心、参与各项文物保护工作,把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建立在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上。”陈昊苏说:“我们认为要完成文物保护的任务,只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造成社会舆论,依靠各界人士的努力,共同去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欢迎。”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在讲话中说,北京文保协会的建立是一个创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全国是第一个,这个创举可以影响到其他省市。

  北京市成立文保协会受到市领导的肯定和欢迎,也受到国家文物局的肯定和关注。1986年北京市文保协会举办“庆祝国家文物保护法公布四周年”的大型宣传活动后,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这一活动经验。多年以来,北京市文保协会配合协助文物局,联合各有关方面,共同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专题研讨会,组织文物夏令营,开展农村集市文物宣传,参加市社科联组织的科普宣传,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宣传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北京市文保协会初步尝试了文物保护的国际交流活动,请美籍华人郑均华先生举办了“大气污染与石质文物保护座谈会”。北京市文保协会根据中日对外友协的安排,接待了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平山郁夫推荐来访的“中国古典研究旅行访华团”,双方进行了交流。北京市文保协会还创办了《北京文物报》,出版了《郭沫若故居》、《保护首都独特风貌论文集》等书籍。

  攻坚克难初见成效

  北京市文保协会的成立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优势,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力量,努力工作,促进了许多文物保护棘手问题的解决。

  当时,文物局要想进到某文物保护点看看古迹、古树的保护情况,也是困难重重。如北海旁的大高玄殿是明嘉靖年间建,是明清皇室寺庙,建筑精巧,因某部队机关占用,文物部门很难进去。北京电视台曾经把电视摄像车停在高墙外面拍摄,可是树木太多遮挡得根本看不清,不知里面到底成了啥模样,一直无法弄清。1985年市文保协会成立后,我们以文保协会的名义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前去视察,市文物局和文保协会的同志才跟着走进大高玄殿,发现里面砌了一些水泥池子,养鱼养鸽子,虽然事先已清理过,但还是乱哄哄的。大殿里堆满了木头,一些古树被围了起来,不通风,有的已经开始枯萎。这次视察后,我们要求该部队单位清除大殿里的木头,以防发生火灾。另外,还要求他们指定专人与市文物局联系。

  万寿寺的腾退问题也是个老大难。万寿寺是西太后去颐和园的必经之地,东路被总政占着,成了家属大院,几十年都腾退不出来,里面弄得乱糟糟的,一次孩子们在院中玩火,把中路的一个大殿烧了,经过市文保协会多次呼吁和文物局的积极奔走才腾退出来。

  恭王府的腾退问题也颇费周折。恭王府被音乐学院、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及公安部的家属占据。艺术研究院不仅不搬,还通过关系准备装修,如果装修实施了,肯定会改变古建筑的格局,破坏文物,而且会大大增加该单位不腾退的理由。我们十分着急,写了《呼吁书》,把老专家们都请到恭王府召开现场会,呼吁腾退,侯仁之等许多专家都签了名。因为事态紧急,我亲自把《呼吁书》送到国务院李鹏总理的办公室,装修之事总算停下来了。后来这些单位陆续腾退,才逐步修复成了如今看到的恭王府花园。

  圆明园的腾退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老百姓一代代在圆明园里繁衍生活,当时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居民点,失去了皇家园林的模样。圆明园学会多次提出圆明园中居民点的腾退问题,文保协会配合呼吁,海淀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市文物局多年努力和多方配合下,终于完成了艰难的说服搬迁工作。

  还有天坛公园的西路被卫生部的家属占着,老专家们多次去视察、呼吁,市文物局从行政上、法规管理上干预,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最后也终于解决了腾退问题。

  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多。当时,大钟寺、白塔寺的西路被市二轻局占着,白塔寺的西路有做豆腐的,大钟寺西路有做糕点的。白塔寺东墙外,老百姓盖了很多违章的小屋,白塔寺被挤得就剩一个寺庙和一座白塔。

  我们发挥文保协会的优势,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但类似的情况在有的地方还有,当地文物局很难开展考察文物方面的工作。市文保协会有了一定的经验,就帮助、支持各区文物局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难忘文保协会的老专家们

  谈当初的文物保护工作,不能不谈文保协会的老专家们。他们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我认为,文保协会最成功之处,就是团结了许多文物、建筑、规划方面的专家学者,把北京市建筑界、文物界等最有威望的专家学者都请到文保协会当顾问。其中有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总设计师张开济、吴良镛、张馎、赵冬日等,还有文物专家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谢辰生、郑孝燮等,共23人。顾问们对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保护北京的文物倾注了很多心血和精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工作热情感人至深。虽然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忙,但不管什么时候,有请必到。当时市文物局只有一辆小轿车,一辆吉普车,没有办法提供车辆接送这些德高望重的专家,他们常常自己解决交通问题。他们不仅工作条件艰苦,存时还会因保护文物而招来骂声。在视察某些文物点时,有些基层干部不懂文物保护的意义,一旦保护文物同他们的个别利益有冲突就不讲道理,甚至骂人,话非常难听,不堪入耳,但专家们经得起委屈,不予计较。

  老专家们是怎样为文物保护工作而奔走呼号的?力度有多大,思想有多深?看了以下事例大家就更清楚了。

  一是八达岭长城修索道问题。在1988年10月24日市文保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长城专家罗哲文明确提出反对八达岭长城修索道,他说:“八达岭索道的修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大煞风景,破坏文物。有人说八达岭索道好像人脸上划了一道伤口。我看还要厉害,好像给人的心脏上插了一把刀子,因为它要把最精华的长城的基础打穿,会危及长城的安全,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他还和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一起到八达岭长城现场做调査,发现八达岭长城的公路已修到城墙下,坡度已经不大了。另外,八达岭已经修了一条与索道平行的大道,而且修得很好,好像颐和园中的御道一样,宽大、优美、舒适。即使年过花甲的人,步行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顶点了,建索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再三呼吁说:“建索道是违反国家风景名胜文物保护法的破坏事件,请务必三思。”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八达岭长城,其实不高,走上去很舒服,能走多远是多远。一安装缆索,大钢架子竖起来,是对长城景观的大破坏,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那天我和几位‘老总’都说要有一个总体规划,要对现状进行治理。如果再添上缆车,那么天上也乱,地上也乱,上下一齐乱。那样的长城还有什么可看的!”

  赵冬日建议说:“前两天去八达岭开会,好长时间没有到那里去了,到后确实很惊讶,长城已破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当时我就给市长提出建议,架索道大约需要五百万美元,当时刚刚刨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也不是不成。我看后有个感想,大家都知道,有建设性的破坏,有开发性的破坏,至于旅游性质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不该花钱的地方就不花,就拿八达岭来说,不过八百公尺高,要是搞上两条索道,花上五百万美元,没必要。咱们协会是个群众团体,可以用群团的名义建议国务院或者向社会呼吁一下,能不能在这种名胜古迹的地方,在保护范围内停止一切建设。”

  二是圆明园保护问题。单士元和张开济建议说,圆明园是历史古迹,也是革命遗址,可现在搞成个游乐园了,看着都难受。应当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凭吊才对。单士元说:“圆明园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当然1900年八国联军也烧了一次。1980年我和几位‘老总’还有罗工等人,在保护圆明园的研讨会上说,应当把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保护。要通过考古手段,首先把这里的建筑遗址和河湖水系搞清楚。作为遗址公园,我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我们时破坏我们的文物,我们中国人是很气愤的(这种行为在国外也被认为是野蛮行为)。我们要保护好这个遗址,不要进行新破坏。这是我们对后代子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例证。”当有人提出恢复圆明园的问题时,他说:“有人提出要恢复,恢复起来也有困难,一个是经费问题,一个是工艺水平的问题。当时曾设想,如果有钱,我们先恢复一个小殿的基座。让后代子孙、现代人、外国人、中国人看看,这么好的一个园子,这么好的一组建筑物给拆了,既可以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可以使外国人知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为,可现在并没有这样做。还在办游乐场,使遗址遭到进一步的损坏,将来没法向子孙后代交代。现在增加的建筑物,工艺水平不行,达不到中国乾隆年间十八世纪的建筑水平,修缮‘福海’用水泥铺地、砌砖,还修了大宫门。有人说好,可我不赞成,我不去。我不去倒不是因为批评了我,骂我是个‘顽固老头’,是因为工艺水平太低,我有意见。砌墙的水平简直和砲公共厕所差不多,这怎么是历史上的圆明园呢?如果都盖成那种房子的话,后代子孙一看见就会说‘这种房子烧了没事,没什么价值’。”

  从以上的发言和建议中可以感到,老专家们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热爱着祖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他们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企盼着积极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我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的进步,这些问题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把专家们的遗憾变成他们希望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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