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多次以自费旅行的名义对中国部分省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中国情况。近年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逐步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就包括了部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这一事件才开始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的历史过程

　　（一）历史背景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关系由于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国际形势、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一系列问题而逐步严峻。

　　1自费旅行要求的提出

　　中苏关系因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表面上稍有缓和，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适时提出到中国部分省区去自费旅行的要求，中方为了表示珍视中苏友谊也不便拒绝。同时，契尔沃年科大使1959年11月到任，提出到地方去旅行考察也是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自从中苏关系紧张以来，苏方人员已经感觉到通过正常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困难。1960年下半年，苏联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没有可能去中国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阅读图书、报刊是外交人员掌握驻在国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迫使苏方人员走出使馆去实践中搜集信息。

　　2毛泽东：“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14～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13日和18日，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因此要加强调查研究。两次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提出，做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调查研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制定贯彻实施“八字方针”及其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委主要领导人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驻华使节提出到地方去旅行考察，也是响应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的号召，便于为中方所接受。

　　3毛泽东：“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而不久尤金即因中风回国，无法实现毛泽东给他提出的建议，只能由继任的契尔沃年科来实现了。

　　(二)参加自费旅行人员情况

　　1961年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情况如下：

　　1月9～13日，拉兹杜霍夫（参赞）、奥沙奇（副领事）到大连；

　　3月8～18日，贾柯夫（参赞）、雅生（三等秘书）到南昌、九江、南京；

　　3月10～21日，铁迭林（一等秘书）、卡罗列夫（随员）到郑州、洛阳、开封；

　　4月10～29日，拉兹杜霍夫（参赞）到乌鲁木齐、伊宁；

　　4月17～25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到重庆、成都、昆明；

　　5月6～7日，苏达利柯夫（参赞）到南宁；

　　8月1日，贾柯夫（参赞）到哈尔滨；

　　11月18日，罗满宁（参赞）到天津；

　　11月22～12月20日，叶立加卫金（参赞）、雅生（二等秘书）到乌鲁木齐、伊宁；

　　11月22～12月3日，罗满宁（参赞）、库里克（一等秘书）到大连；

　　11月27～12月2日，日尔金（二等秘书）到广州。

　　可以看出，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境内旅行时间跨度比较长；从人员层次上看，大使、参赞、秘书等都参与旅行活动，体现了苏方的重视；从去向上看基本覆盖中国主要地区。

　　（三）调查搜集信息的方式方法

　　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搜集信息的方式基本是“一看二问三谈四购书”。

　　从“看”来说，苏方人员到地方省份后都会提出参观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等要求。3月8日，贾柯夫提出在南昌参观工厂、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高等学校等要求。地方外事处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要求给苏方人员安排的参观项目基本是对外开放的或者多次接待外宾的单位，苏方人员对于不太关心的点基本上走马观花的看一下，对特别关注的地方则注重观察细节或者提出一些特殊要求。如人民公社是他们极为感兴趣的地方，在南昌旅行时雅生说：“我参观过几次人民公社，半天时间不够，要一天的时间，好到生产队详细地看一看。”在参观旅行过程中，有时苏方人员会突然提出改变线路。3月12日，铁迭林在郑州向河南省外事办公室提出更改旅行路线的要求，河南外事办公室经请示中国外交部答复他，如要求改变旅行地或路线都必须经北京同意，实际上拒绝了其改变旅行路线的要求。4月17日，契尔沃年科等在去昆明途中经停西安时对接待人员说：“这次给你们突然袭击（意指突然来了），你们对我热情招待，我非常感谢”。综上，可以总结出苏方人员在“看”方面的特点：一是看细节，提出参观要求重点突出；二是不受控，提出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希望接待人员监督；三是搞突袭，到地方后突然提出改变路线或者找理由突然访问某地。

　　从“问”来说，苏方人员对其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连续追问，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3月10日，贾柯夫参观南昌市广外人民公社，对公社情况极为感兴趣，中间插话提出了40多个问题。3月11日，铁迭林、卡罗列夫在郑州活动期间，每到一处都要提二三十个问题。主要是具体了解“大跃进”以来特别是近一年来发生些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更具体的问“莫斯科声明”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他们非常注意接近一线工作人员了解具体情况。如在饭后他们跑进厨房问炊事员：你一月供应多少粮食？问翻译你发多少布票，问陪同人你是机关工作人员又是社员公社如何对你领导，机关门前种菜归谁所有，能否自卖？他们自己跑去公园问高级糖的价格，要求自己去百货商店。铁迭林在洛阳一天半的活动中表现不愿多看，而愿多问，问接待人员干过啥，文化程度怎样，是否到过苏联。并问旅行社有多少人员？职工学不学习政治？是什么样的学习方式等。到宾馆后，在理发室又问理发员，你是上海人，好吃大米，这里有没有？吃菜怎么样？今天学习否？学习过“莫斯科会议宣言”没有？内容是什么等。5月6～8日，苏达利柯夫在南宁活动期间，提出了不少问题，如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会不会比去年好？怎样贯彻“三包一奖”？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口多，为什么还搞到劳力缺乏？目前农村是不是搞整风运动？有没有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还搞不搞试验田？私人养猪有没有限制？要不要卖给国家？问工厂的钢材是不是国产的，够不够供应？并问干部一个月供应多少食油、粮食？工人多少？也看了些商店，问了些市场供应情况。11月27日～12月2日，日尔金及随员吉多福在广州活动期间，也是谈得多看得少，他们随身带有事先准备好了的问题一览表。综上，苏方人员提问的特点：一是问得细，涉及普通百姓的吃穿用等；二是问得多，采取追问的方式，对感兴趣的问题抓得很紧；三是覆盖广，问题涉及面广，包括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四是有层次，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从“谈”来说，座谈是比较主要的方式，苏方人员到各地都会提出要求当地负责人接见，并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现状，从中掌握比较宏观的信息。3月11日，铁迭林、卡罗列夫在郑州活动期间，几次提出要河南省政府领导介绍河南省近几年来工农业发展变化的情况，特别是近一年来在工业上、农业上、干群思想上发生些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中方一般会以委婉的理由拒绝苏方人员拜见领导的请求。座谈时，地方领导也会按照公开的材料和统一的口径回答他们的问题。

　　从“购书”来说，购买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图书、报刊、地图和纪念品。3月11日晚，贾柯夫等参观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在百货公司图书专柜及新华书店三人分头指名购买江西和南昌地方出版的图书刊物和地图。当时摆在外面的图书他们购买了12种，共计23本。这23本书中，其中属于政治、宣传教育方面的6种共14本，革命历史故事的4种共5本，全省工农业、政法、财贸、山区建设方面的一共4本。在江洲人民公社参观时，贾柯夫等买了简装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本、江西出版的政治经济理论学习文件3本（内容都是汇编《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铁迭林在郑州活动期间要求自己去新华书店，后来到书店买了10本书：《什么是矛盾》、《毛主席在群众中》、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参考资料等。叶立加卫金等在西安参观新华书店中文部和外文部时，买了两本《人民公社基本工资加奖励问答》和两本俄文版《不怕鬼的故事》。

　　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的目的

　　苏方人员“自费旅行”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工业、中苏友协、莫斯科声明等方面。

　　（一）关于农业方面

　　苏方人员十分关心中国地方省份的农业情况，有时借苏联在农业的失误来暗喻中国农业政策的错误。葛鲁士1961年1月22日经满洲里入境时谈到乌克兰在农业上犯错误，受到赫鲁晓夫的批评，进而向中方接待人员说：“你们去年灾情大，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困难”。当中方人员讲到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克服了不少困难时，他说：“人民公社保证了一部分粮食，但听说你们公社社员的工资是平均的，应该实行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存在一天，它不能少，这是原则，这方面，我们一天天完善起来，比如过去拖拉机站时，司机只关心种地面积大，为了多赚钱，对耕的好坏、收成如何却不在乎，自从拖拉机站交给农庄后，这现象扭转了。共产党员懂得应该为祖国多劳动，但这种物质上关心还是存在的，他争取多工作，同时也就多得收入。”铁迭林在郑州大学参观时也提到：“今年元月苏共中央召开了全会，这是个大事情，赫鲁晓夫作了报告，强调了农业为基础，有些领导受了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农业，要更换懂得的人去搞。有些人不执行中央指示，有浮夸，报假数字，都进行了处理，现已派了很多农业人员加强了农业。”契尔沃年科在昆明旅行时，当中方农业负责人谈到云南省平均亩产量150公斤时，大使说：“我们那里达不到这个数字。”

　　苏方人员最感兴趣的还是人民公社问题，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求参观人民公社，并且提问非常仔细，能感觉到作了充分的提问准备。3月10日贾柯夫在南昌市广外人民公社，提出的问题包括：公社的组织机构，干部占社员的比重，公社干部的产生；公社的生产计划是不是国家布置的，全社有没有远景规划，规划的内容是什么，速度多大，社办工业的原料来源；社员工资情况和开支情况；如何向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前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什么。3月12日贾柯夫等全天参观小兰人民公社。上午主要是介绍情况，下午参观了公社的拖拉机站、农具机械厂、苗圃、幼儿园、国营商店及农村产品经理部、公社食堂等。在参观和座谈中也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公社的组织机构，社长的职权范围；每亩水稻年产量最高是多少；全社有多少人搞工业；工业收入占工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每年每个劳动力的收入情况，最高、最低平均各多少；社员每天劳动几个小时，农忙时劳动几个小时；社员有没有自留地，自留地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出售的价格是由谁确定的；国家的农业计划与公社的计划如何联系，社里的农业计划是不是国家布置的，国家下达计划中有没有规定亩产的数字；社员是不是可以把饭拿回家去吃等等。14日，在参观江洲人民公社过程中，他们对江洲人民公社除对生产、核算、分配、积累提出很多问题外，还着重询问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做法与效果，并且问道：“假如包产少于生产必需的工数怎么办？”“实行四固定后，任务完不成，是否可互相调动使用？”“大队分配指标大，小队完不成怎么办？”“生产计划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大队留成30%如何支配？”“小队得70%又如何处理？”“公粮如何计征？”“劳动力如何安排？”“社员生活怎样？”“干部的工资水平多少？”“你们党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个方针，过去是大办钢铁，在目前提出大办农业，你们是怎样认识的？”“你们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在你们公社是怎样贯彻的，全面支援农业，已有些什么形式，市里给你们什么支援没有？”等等。铁迭林等3月11日抵达郑州后，在参观时问到整风整社、三级所有制、“三包一奖”、“四固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还提到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说农村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复辟，工作人员中有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人，这个情况怎样区分的。契尔沃年科在参观昆明石林公社五棵树生产队时，也问到“三包一奖”的具体事例；21日抵达重庆后，在参观城市人民公社时，追问了社员犯法的情况和人民对城市人民公社有无重大意见；25日在成都参观农村人民公社时，对粮食产量、耕地面积、耕作方法、分配情况、民兵情况都进行了解，关心的重点是粮食问题。

　　（二）关于工业方面

　　3月13日，贾柯夫等在九江参观手工业工厂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手工业工厂转为国营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国家规定要转的？建厂房增加设备是不是要国家投资？如果不投资，你们的积累比例就太大了。参观电磁厂时询问原料从何处来，能不能满足需要，原料的备量有多少，产品质量如何等。3月14日，铁迭林等抵达洛阳后，在参观拖拉机厂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们工厂二万三千多人，厂党委组织很大吧？政治工作如何搞？学习些什么？”并问工厂生产材料够不够？设备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卡罗列夫也接着问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和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等。4月17日，契尔沃年科等去昆明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小时。在交谈中他问到：“苏联帮助建设的工厂有多少未建成？”契尔沃年科抵达昆明后，在机床厂时，当主人介绍去年上缴1700万元利润时，大使说：“在苏联机械工业生产一般还没有上缴这样多的利润”。他在四川德阳重机厂着重了解管理制度，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车间、工段、小组的管理活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等问题，特别对党政关系询问得很仔细，并问厂长你能决定哪些问题，是否有困难，并要求举例说明。

　　（三）关于中苏友好协会方面

　　中苏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中苏友协”），是反映中苏关系阴晴冷暖的重要载体之一。苏方人员每到一地均会提出访问中苏友协，从友协工作的状况判断中苏关系的状况。3月15日，铁迭林在洛阳市中苏友协座谈时，主要问了中苏友协1960～1961年用什么方式进行活动，友协今年有没有订苏联的报纸和杂志，以及友协有什么物质基础和出版了哪些小册子等。座谈后看了图片展览室，特别是看到他本人的照片时，表现特别兴奋，即问这些图片是从哪里来的等。4月21日，契尔沃年科访问云南省中苏友协分会，对友协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方面提了一些问题。5月6日在南宁活动的苏达利柯夫对中方当时是否真正还有友协存在，搞不搞友好活动，是抱有怀疑的，派其随员布洛夫到中苏友协办公处去看，当时已经下班了，到街上看中苏友协橱窗图片展览。12月1日，叶立加卫金访问伊犁中苏友协，苏方人员主要问了苏联影片放映、图片展览、与哈萨克斯坦的苏中友协的联系等问题。

　　（四）关于中国方面学习宣传“莫斯科声明”的情况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拉兹杜霍夫、苏驻哈副领事奥沙奇分别于1月9日、10日到大连。1月10日，拉兹杜霍夫在拜会旅大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外事处处长冯光时说：“现在在苏联广泛地开展了学习莫斯科会议文件（的活动）……我这次来连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驻在机关的苏联同志的学习情况。”1月11日，他在与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部长陆毅座谈时，陆毅主动介绍了学习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但他仍感不足，比较详细地追问说：“你们的自修班都有哪些人参加?都是脱产的吗？他们的学习期限多长？一般干部是怎样学习的？是否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时期的政治理论学习内容由谁规定？”3月15日，铁迭林在洛阳时主要问接待人员，莫斯科会议后是如何学习会议文件的，目的是想摸清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后有哪些变化。4月21日，契尔沃年科在重庆参观时，十分注重了解中方学习“莫斯科声明”的情况，多次启发追问中方是如何学习的，时间多久，并问苏联赠送给中国的有关刘少奇访苏的纪录片，重庆放映没有？又在参加列宁诞生91周年纪念会后索取报告人发言稿。

　　苏方人员的自费旅行的重要意义在于了解到他们所关心的真实信息。苏联使馆人员所到之处，注重宣传苏共的主张，表达苏共珍视中苏友谊的愿望，他们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及普通人民是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因此特别营造一种苏方重视中苏友谊的印象。十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苏方外交人员对1961年的自费旅行的总结汇报的档案，很难判断苏联驻华使馆对自费旅行考察作出的结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