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阐述了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而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还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之后在1991年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后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话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做思想解放的带头羊

　　“199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东欧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波兰总统向瓦文萨交出权力、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

　　周瑞金对往事的叙述从此处开始。是年，周瑞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管评论。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关于解放思想的观点。

　　“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新年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当时我们三人署的是‘皇甫平’这个笔名。”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改革开放新思路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第三篇文章见报引起了巨大的反弹。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样的诘问让周瑞金感到了浓重的火药味。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除了当年4月的《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而少数几个人的攻击、批判开始升级。

　　“三个有利于”解决困扰

　　当时压力真的是非常之大。“我本来要去香港(《大公报》，记者注)履任新职，后来突然被取消。但上级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我们不写反击文章，以沉默淡化之。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坚信大多数干部、群众是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的。”周瑞金说。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

　　9月1日，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其中一句“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删去。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的鲜明态度。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南巡，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并用“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经济迅速搞上去。

　　这场争论由此平息。以之为先导的那一轮思想解放也伴随着深化改革而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