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殊出访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1978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利用外资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那个会上，议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中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上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我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那次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接着，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不怕船翻了？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他几个委撤了，我负责的办特区这件事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我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功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这个小班子建立后，我第一次召集他们八个人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这八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过来人”的十点体会

　　(一)“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

　　(二)梯度推进。我们先从毗邻香港、澳门、台湾，从众多华侨、华人祖居地的广东、福建做起；然后在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科教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通通讯较为方便的沿海地区展开；再推进到沿陆地边境、沿长江的港口城市和内地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

　　(三)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四)培育市场体系，注重市场调节。

　　(五)发挥海外侨胞和华人的作用。

　　(六)善于洋为中用。

　　(七)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

　　(八)力戒骄躁。

　　(九)抓协调，促落实。

　　(十)时刻不忘“两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