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以下简称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工作小组。根据筹备会的安排，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奚若、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3人，全组共25人。

　　在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诸如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等等问题，意见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即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由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有“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的条文，而且毛泽东在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所以，不少代表一时都倾向于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力排众议，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1924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学者，一直以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而著称于世。这一次，他是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的。

　　张奚若发言时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直言不讳地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也认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说到这里，他扫视了一下会场，“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个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文，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代表们就张奚若的提议展开了讨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加“民主”二字。

　　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第四小组绝大部分代表都认为张奚若的提议好。9月22日，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汇报《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后面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尽管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9月21日开幕了，但当时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都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

　　大典在即，国号必须尽快确定下来。

　　9月26日上午11时，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与林伯渠联名，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宴请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张元济、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陈叔通、陈嘉庚、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几十位著名人士。这些人几乎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只有几位不到七十岁。

　　周恩来主持宴会。宴会开始前周恩来讲话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去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