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30多年前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那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跟着钱学森白手打天下
1958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太空递上了一份战书：“苏联和美国把人造卫星抛上了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又风趣地说：“当然啰，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点的，我们不放！要放就放它个两万公斤的！”
这一份战书改变了孙家栋的命运。1967年建军节前三天的一个下午，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分院火箭总体部副主任的他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叫汪永肃的同志受上级委托专门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对于钱学森这样一位世界级知名的大科学家，孙家栋在苏联留学时就早已耳闻，回国后他有幸与钱学森同在一个研究院工作，作为研究室主任，直接贯彻钱学森等专家的设计思想。由于孙家栋才思敏捷，工作出色，组织能力强，尽管当时的他在钱学森眼里还是个“小年轻”，却早已被视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专家苗子。
孙家栋心中的钱学森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学者。钱学森与年龄大些的同志开会时态度较严肃，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对待孙家栋这样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他却十分和气，年轻人在他面前不仅毫无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请教，甚至有时还敢就某个技术细节与他争辩一番。
这次一听是钱学森点将，聂老总亲自批准的，孙家栋心里十分激动。除了对突然让自己改行搞卫星的事有几分忧虑外，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和要求，建军节刚过，便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报到了。
中国第一星担子好沉重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许多专家和研究所就开始了中国第一星的研究设计工作。1965年10月，国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1968年，以中国科学院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研究所和工厂为主，组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卫星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这时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孙家栋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在“文革”派别林立的年代里，抽调人才谈何容易！因为优秀人才两派都有，而发射卫星，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在两个派别之间若找不到平衡点，往往会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甚至功亏一篑。而且被挑选的人才中，或多或少都有“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等问题，搞不好，便会背上“重用坏人”、“打击革命派”的罪名。但年仅37岁的孙家栋身上有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他干脆什么派也不考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于是，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跑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而后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有趣的是，这“十八勇士”上任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因为从人才挑选的结果来看，无意中两派人选的比例竟大体一致。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告成。百忙中的周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
孙家栋接到向总理汇报的正式通知时，惊喜与激动无法言表。他用一天的时间认真准备了汇报的内容，并把总理要亲自过目的卫星初样也作了妥善安排。他早早吃罢晚饭，便忙着换衣、洗脸、刮胡子，收拾得干净利落之后，才坐上早在门口等候的小车，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当钱学森把孙家栋介绍给总理时，周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风趣地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孙家栋满脸通红地笑了，一身的紧张顿时轻松下来。他向总理汇报了卫星研制的具体问题，讲到卫星上的毛主席像章问题时，孙家栋犹豫起来。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要突出政治，就会伤害科学；要尊重科学，又会冒犯政治，专家们常常被搞得进退两难。周总理的随和感染了他，他下决心把心底埋藏多日的想法讲了出来：“总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的许多仪器被嵌上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很沉重地说：“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性。”听完周恩来的这番话，孙家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为了让卫星升空后能让地面“看得见”，孙家栋和同事们绞尽了脑汁。根据对卫星目视亮度的计算，卫星很暗，地面上根本看不见，于是他们就和搞火箭的同事商量，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借光”的办法。让末级火箭和卫星一起运行，并且在末级火箭上安上一圈增加亮度的观测裙。这样，卫星不就可以借光，让地面上看见了吗？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历经12年风雨磨难，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了。这颗卫星虽然在世界上排行第五，但在工业基础落后，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纯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并且水平不低，着实令全世界吃了一惊。东方红一号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
当上“生意人”海外谈发射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加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随着这些卫星的升起，孙家栋的名字也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一样闪耀在浩瀚的天空。
1984年4月8日，是孙家栋，也是全国人民难忘的又一个日子。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掀开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新的一页。
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星上蓄电池发生了未预想到的热失控现象，可能引起蓄电池损坏或整星失败。孙家栋参加领导了应急处理工作，群策群力提出了应急技术方案。实施这一方案，必须对卫星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这超过了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范围，属于故障状态下的姿态调整。如果调整得好，卫星故障可能排除；如果调整不好，卫星可能夭折。孙家栋果断地作出大角度姿态调整和执行应急技术方案的决定，经过试验人员紧张而认真的工作，终于排除了卫星故障。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星上设备工作正常。不久卫星正式交付使用。试验通信卫星正常工作三年多，超过了原设计的要求。
1985年10月，当中国又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来自中国的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是的，在国际市场上发射卫星，绝不像在广场上放风筝。在当时，美国和欧洲垄断着国际市场。1986年世界航天界的4次大爆炸，使欧美诸国的发射服务陷入低谷，却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身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孙家栋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着谈判稿，他深知，美国代表都是有着多年外交经验的老手，在欧美享有盛名，我方必须严阵以待。谈判一开始，美方果然主动进攻，气势咄咄逼人。孙家栋毫不示弱，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并且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老美”的心理，制定了“拖住不放”的战术。“我们从上午谈到下午，从下午谈到晚上，一直谈到19号，终于签署了协议。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孙家栋笑得最舒心了，因为这次卫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
为了使中国航天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市场，孙家栋以花甲之身，多次往返奔波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面对种种阻挠，种种非难，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为谈判所耗费的智力和精力，绝不亚于研制一颗卫星。1994年12月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来京的美国宇航代表团就中美续签卫星发射合同，进行了三天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当备忘录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的前一刻，他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谈判间里。
孙家栋对卫星谈判深有感触：“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曾说过：‘孙家栋在前面谈，12亿中国人民在作后盾’。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挂着金奖章踏上通天路
与许多搞了一辈子卫星的专家一样，孙家栋闯入航天之门也带有太多的偶然性。18岁的他带着憧憬从辽宁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卫星专家。偏偏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那个年代汽车还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上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修大桥只能永远留在年少的梦中了。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那段留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行前，部队特地到北京王府井买最好的哔叽料为我们定做了笔挺的军装，穿上这套军装走在苏联的街头，时常会迎来羡慕的目光。国家不惜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学习也十分用功，每晚看完新闻后就一直攻读到次日凌晨两点。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把考试全获得5分的同学照片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许多苏联学生都对金奖章梦寐以求，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毕业时军衔比普通同学高一级，而且分配工作时可以优先选择，报到前可带着双份工资休3个月假。由于5学年中，孙家栋的功课门门都是5分，毕业时自然获得了一枚珍贵的金奖章，这在中国留学生中是屈指可数的。
就在孙家栋载誉而归的前一年，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载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两发P-2近程导弹。历史是这样富有戏剧性，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回赠了两枚“现代火箭”。
回国后不久，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他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却没想到会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
爱情本专一传说却浪漫
孙家栋年轻时爱笑，即便是在无端遭到审查的年代里。现在他依然乐观自信，笑口常开。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手势丰富，十分富有感染力。虽已接近耄耋高龄，他却还留着寸头，配着一件深色暗花T恤，充满了活力。不过头发早就一片花白了，走在路上，孩子见了会指着他的头说：“瞧，像一座小小的雪山。”
乒乓球和排球都是他所热爱的运动，不过最棒的要数滑雪。“苏联的冬天雪真大，茹科夫斯基学院靠近城边，周围是很大一片松林。我们一早出去，中午回来能滑上几十公里，松树上都挂着雪，美极了。松林深处很僻静的地方常有酒吧，滑完雪后喝上一大杯酒，身子一热，雪就化在身上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竟没学会喝酒，也没学会跳舞。”说到此处，孙家栋的语气显得格外年轻。
运动之余，孙家栋特别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想一些问题。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现在每天清晨，他会在老伴魏素萍女士的陪同和“督促”下，去打打太极拳，练练气功。有关他与夫人相识的过程还流传着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呢，其中最浪漫的一个是这样：刚刚回国的孙家栋在去满洲里的火车上看到一本杂志，被刊登在封面上的一帧小姐靓照吸引住了，便忍不住向这位获得北京汇演第一名的姑娘写了信，几经鸿雁传书，最终结为秦晋之好……孙家栋在说起这个故事时，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不知是谁把发生在他的两位同学身上的才子佳人式故事揉到了孙家栋身上,为这位卓越的卫星专家又添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其实他与夫人是经一位空军战友介绍认识的，见面的地方是哈尔滨。不过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段“奇遇”与“十八勇士”的故事一起构成了孙家栋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已经古稀之年的孙家栋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作为国际宇航学院院士、中科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巴资源卫星这三大卫星工程和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各种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
1999年9月18日，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主席把一枚沉甸甸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孙家栋的胸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记者对他进行了现场随访，孙家栋激动地说：“中国自力更生地搞出了运载火箭和卫星，在世界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中国人民的自豪！”
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仰望浩渺苍穹，他思考最多的还是卫星的应用、载人航天、天地往返系统、空间资源开发……所有这些无不让他魂牵梦绕。也许一位卫星专家的心境，只有那深邃神秘的宇宙和旷远绵邈的繁星能够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