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卫星通信工程于１９７７年９月被列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８０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之一。任新民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早在６０年代中期，担任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时，根据国外动力装置技术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他就组织少数科技人员开展液氢液氧发动机的预研工作。到了７０年代，该工程立项后，他作为分管技术工作的副部长，一直领导和关注着这一工程的运载火箭的研制。特别是第三级采用常规推进剂（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还是采用低温高能推进剂（液氢和液氧）两个技术方案的论证中，他申明自己的见解：“尽管氢氧方案的关键技术多，难度比较大，工作量大，研制周期长，但能提高运载能力，且又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而且我们已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是可以突破这一技术关键，我们应知难而进。”经过他和他的同事的力争，最后领导决定发射通信卫星的运载火箭第三级采用液氢液氧为第一方案，并将这一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三号。

　　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试验艰难曲折，攻克了一个个技术上的“明堡暗碉”。例如：低温给材料工艺技术带来的难题、液氢液氧的泄漏问题、二次启动问题、滑行段的推进剂管理问题、涡轮泵的次同步共振问题、启动缩火问题等等。他作为一名技术指挥员，在艰难险阻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动摇，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身先士卒，亲自分析研究试验数据，现场查看实物，审阅设计图纸，查阅国内外有关的技术资料，亲自提出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确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或综合治理性的技术措施，使多种技术难题终得解决。１９８３年５月，全系统试车获圆满成功。

　　长征三号的重大技术关键还有纵向耦合振动（国外文献称为ＰＯＧＯ问题）、火箭低频振动环境管理等。在这些关键技术的解决中，从理论分析计算，到技术方案、试验方案的制订与审定，他都亲自参加和进行决策。特别是在解决大型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问题时，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选定为此而开展的研究课题，组织队伍、落实经费，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协调，还审定了试车台的改台方案和试验方案，亲赴现场指导试验。最后根据各种研究试验结果，决定在一、二级氧化剂系统泵前加皮囊式蓄压器，燃烧剂系统不再加蓄压器。通过多次飞行试验的结果证明，这一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为长征三号发射成功提供了保证。ＰＯＧＯ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为我国今后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还带动了国内有关技术学科的发展。

　　要把试验通信卫星送到距地面３６０００公里的赤道上空，与地球自转角速度相同，与地球同心且与赤道面共面的地球静止轨道，完成通信广播任务，除研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外，还要研制通信卫星，研制和建设跟踪、测量与控制系统，研制和建设发射场系统，以及通信广播地面站系统等。担任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不仅领导长征三号的研制，负责五个系统的技术协调和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还亲自领导和参加了通信卫星、跟踪测量与控制、发射场、通信广播地面站等系统的重大技术关键的攻关与决策。他在１９７２年以后，还兼任新成立的、承担微波统一测量系统地面设备研制任务的“４５０”工程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了研制试验工作和大量复杂的技术协调工作。这一微波统一测量系统的研制成功，保证了我国卫星测控通信任务的需要，也使我国的测控通信技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经过十几个寒暑的奋战，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９日，长征三号第一次执行发射东方红二号的任务，但由于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的第二次启动出现了在地面无法认识和发现的故障，未能将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他承受住了各种压力，查看遥测、外测等飞行试验数据，分析故障原因，制定改进措施。特别是他亲自提出了一条经过后来飞行试验考验是有效的、且一直采用的重要措施。改进后的长征三号于１９８４年４月８日，成功地将第二颗东方红二号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４月１６日定点于东经１２５°赤道上空，性能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这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８０年代前期的三项重点任务全部完成，表明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卫星通信技术也开始迈向世界先进水平。在带有低温推进剂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发射与测控技术等方面，都有可喜的进步。

　　他作为工程总设计师指挥了多次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与定点，为国民经济有关部门和军事单位提供了通信、广播、电视等的服务，收到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１９９０年４月，他作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用长征三号成功地将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圆满地完成了商业发射合同，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受到了极大的振奋，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

　　任新民领导卫星通信工程的过程，也突出地反映了他的道德风范、思想品格和治学态度。他非常注重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在这方面他确有深刻的体会：“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经常深有感触地说：“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导弹与航天工程大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的专业和学科。任新民在主持型号研制工作中发扬技术民主、集思广益。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时，既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第一线科技人员的意见；又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他通过多年的研制实践切身体会到，研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元器件、螺钉、螺帽、焊点、导线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型号飞行试验任务的失败，直至出现重大的伤亡。因此，他始终牢记着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研制工作制定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１６字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全体参加人员，型号的研制、试验、生产的全过程，狠抓、细抓与导弹航天事业生死攸关的质量、安全与可靠性这个头等大事。他恪守一条原则：在地面能做的工作、能进行的试验，一定要做透、做充分；发现的问题和疑点，一定要查清，并举一反三，彻底解决和排除，决不能带着问题、疑点和隐患上天。正是由于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管理，才使一系列型号研制得以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