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守锷信心百倍地走上了自己的新岗位，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他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

　　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两年含辛茹苦的研究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修改设计后，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型号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中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1965年3月，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1971年试飞，1973年定型。如果能有一个正常的科研环境，凭着屠守锷的卓越学识和全体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偏偏在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依然我行我素，埋头于资料、图纸和各种数据，座谈、讨论、论证、实验，听取专家意见，提出新的设想。他大胆革新，勇于探索，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有人曾看到，某次群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屠守锷却凝神屏气，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1968年，屠总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这之后，研究院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本想远离政治的屠守锷却时时得到政治的“关照”，常常被无端拉上主席台，接受批斗。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列了包括屠守锷在内的一批重要专家的名单，并指示：要在政治上保护这批搞国防科研的专家，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屠守锷幸免于难，但他主持制订的设计方案却遭到非议。屠守锷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实施。

　　随着方案的确定，发动机、箱体、地面设备等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那段时间，规章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许多情况下都是凭良心办事。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一刻也没离开过。当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毫不迟疑地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目前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

　　关键时刻，又是周总理支持了屠守锷。7月，导弹被运往发射场。为了掌握情况，总理要求每天向他汇报一次导弹的状况。9月8日，屠守锷专程回京，向总理作汇报。那天中午，总理特地备了几样菜，与屠总等共进午餐。总理的关怀，给了屠守锷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两天之后，大西北的发射场传出喜讯：中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是一次迟到的试验。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考验，然而由于种种政治风波的干扰，这次试验被搁置了整整9年才得以进行。这又是一次特殊的试验，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试验成功，无疑会为这个春天锦上添花。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虽然并不为局外人所知，自己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长张镰斧——一个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他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所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多悬呀！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仰望数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后的检查。张镰斧院长考虑到屠守锷的身体，要抢着上塔，但屠守锷说什么也不干。年过花甲的屠守锷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

　　当导弹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穿过云端，越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时，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动人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