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１９２４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１９４２年参加新四军，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英文翻译。上海解放后担任市长陈毅的秘书。１９５３年进入外交部，历任亚洲司边界处处长、专员，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等职。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４年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女总领事。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她的丈夫田进任中国驻瑞士大使，她随丈夫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任参赞。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她在出席一次外交活动时突然发病倒下，医治无效去世。
　　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女外交官
　　笔者是在１９８４年春认识朱青的，那时我丈夫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我也到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我去瑞士之前，外交部一位长期做人事工作的领导对我说，朱青很能干，也很厉害。我本来就感到在资历、能力和外交职衔上都与这位大使夫人差距甚远，这位领导的话更增加了我对朱青的敬畏。但等我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以后，发现朱青与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她正直坦荡，原则性强，对人友善，我很快解除了对她的敬畏心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朱青有了更多的了解，深深为她不平凡的成长道路，在政治上经受的坎坷，对外交事业的贡献以及节俭办外交的精神所打动。
　　１９８５年，在使馆女同志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座谈会上，朱青含泪讲述了她在国恨家仇的激愤下投笔从戎的经历。她出身在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父亲朱少屏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馆的领事。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马尼拉，强迫中国总领馆敦促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和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府，还要求总领馆组织华侨为日本当局筹集巨额捐款。中国总领馆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一一严词拒绝，８名外交官没有一人屈从。日军恼羞成怒，把他们抓起来施以酷刑，最后集体杀害。
　　当朱青还没有从父亲被日军杀害的悲愤中平静下来的时候，她的一位女同学又遭日军异常残忍的杀害。朱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毅然放下书本，离开上海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朱青参加新四军后曾在山东担任新华社地方分社记者，如有外国记者到山东新四军根据地采访，她还担任英文翻译。她曾给我讲过她在外交场合初出茅庐当众出洋相和陈毅军长纠正她错误的有趣故事。那是在１９４６年初国共两党停战谈判以后，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到济南和徐州等地视察停战情况，国民党山东地方军政要员王耀武和何思源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检阅仪仗队时，作为翻译走在周恩来和陈毅旁边的朱青，看到首长都举起手向群众致意还礼，也赶紧学着举起右手。陈毅立刻提醒她：“放下手！放下手！”朱青事后才懂得，只有领导和主宾才向群众举手致意。
　　１９４９年５月，朱青跟随陈毅南下进驻上海，在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上，坐在陈毅市长右边作记录的女秘书就是朱青。
　　朱青是上海人，在她回到上海后的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回家看看。在她心里，对自己国民党外交官的家庭背景保持着距离。面对日本侵略军，她有杀父之仇；可对为国捐躯但却是国民党外交官的父亲，又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天，陈毅在办完公事后问朱青是否回家看望过。朱青低沉地回答：“没有，我的家庭关系复杂得很。”陈毅对她说：“你父亲不就是朱少屏吗？我在你还没有出世时就同他打过交道。”原来，３０年前陈毅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出国手续就是朱少屏负责办理的。陈毅鼓励朱青回家看看，并交代她利用回家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
　　１９５０年清明节前，朱青一家准备去南京菊花台为父亲扫墓。朱青请示陈毅她能不能去。陈毅说：“怎么不能去呀？你父亲面对日本侵略军保持民族气节，是烈士嘛，应当去。”
　　中印关系曲折发展的幕后工作者与见证人
　　朱青在外交部一直管南亚事务，对中国和印度的边界事务投入尤深。
　　印度是同新中国最早（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互访，中印关系进入友好发展的时期。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以后，印度提出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某些特权，导致中印关系开始恶化。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以后，中印边界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印军在中国边界步步入侵，最后终于导致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这前前后后的过程中，中印双方进行了频繁交涉，展开了激烈的笔战、舌战，抗议、反抗议和相互驳斥，多次出现过白热化的“照会战”。朱青领导的边界处官员完成了大量繁重复杂的调查研究与文书工作。每项工作都有极大的难度，都要十分谨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地图示意线条，都要依据大量古今中外的地图反复研究、比较后准确标出。对印军入侵的地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准确标示。一些关键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少许位移都要认真仔细处理。起草照会稿一遍又一遍，措词要恰如其分，同时又要及时出手，不容耽误。经常是在半夜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外交部灯火通明，边界处官员彻夜奋战。具体领导这些工作的朱青更是日夜紧张工作，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１９７２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国的外交舞台迅速拓宽，中国逐步整顿“文革”搞乱的外交政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印关系也出现了缓和与转机，在双方撤回大使１４年以后的１９７６年恢复互派大使。１９７９年，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应中国邀请来华访问。１９８１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印度。中印关系进入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这时，已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的朱青又投入了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朱青是黄华外长访问印度时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访问，两国外长达成协议，恢复两国就边界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进行会谈。朱青为起草会谈方案、组建会谈班子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一切大体安排就绪以后，朱青于同年秋季去日内瓦任总领事。
　　优秀的总领事，出色的大使夫人
　　在瑞士，朱青先是担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后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参赞，有时候则以田进大使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无论是总领事还是大使夫人，她做得都很出色。
　　在日内瓦当总领事的时候，朱青同许多著名华侨华人有联系，同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日内瓦著名的乐队指挥陈亮声等都有深交。在她离开日内瓦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以后，也一直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韩素音每次从洛桑到伯尔尼办事都要到中国大使馆看望朱青，而朱青总要让韩素音享受一次“回家”的感觉：用一碗三鲜馄饨和两根春卷，或者是酒酿汤圆等韩素音爱吃的江浙名吃招待她。
　　离开日内瓦到伯尔尼中国大使馆，朱青虽然是参赞，分管领事工作，但更多的是以大使夫人身份辅佐大使工作。她对“大使夫人”这一角色有独到的理解，认为“大使夫人不代表一种任命，不是外交职衔，但在外交场合有许多工作可做，有时还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９８６年，吴学谦外长到瑞士访问。按惯例，有国宾来访，高层官员的夫人也都要穿起盛装，出席晚宴、晚会，可吴学谦外长出访夫人没有随行，瑞士官员的夫人因此没有机会出席晚间外交活动。为弥补瑞士官员的夫人们可能感到的冷落，在吴学谦外长结束访问、田进大使陪同他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答谢晚宴的同时，朱青为瑞士官员的夫人和使团夫人举行了中国文艺晚会，邀请她们观看正在瑞士的由刀美兰率领的云南艺术团演出。夫人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瑞士外长夫人风趣地说：“今晚男士们在中国大使馆谈政治，我们女士们欣赏中国艺术。”
　　朱青配合田进大使的工作不仅是锦上添花，有时还做了一些大使不宜做和不容易做的事情。中国同韩国和以色列都是在１９９２年才建立外交关系的。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韩关系开始松动，双方官员在外交场合有了一些悄悄的微妙接触。在这方面，大使夫人们尤为积极活跃，她们没有官方身份却在传递着官方信息。在一次招待会上，从来没有单独接触过的韩国大使夫人见到朱青又是拥抱又是贴脸，作出关系亲近的表现。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其夫人，任何细小的动作都会引人注意。而我们当时既不能冷落韩国人的热情，也要考虑朝鲜朋友的感受。朱青还遇到以色列大使夫人和南非大使夫人在外交场合向她作出的类似表现，她都根据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作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传递出了恰如其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