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1948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1948年，冯玉祥在美国街头进行反蒋演说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
　　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8月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余华心说，“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