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数学家谷超豪院士是在2006年6月的院士大会上。谷超豪和胡和生这对已过古稀之年的院士夫妻手牵着手，一起开会、一起听报告、一起去吃饭……面对记者的镜头，两位老人笑得安详而平和。

　　今天，谷超豪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证书。三年半未见,老人瘦了。高龄的他，步履已不再显得那样轻快，不变的，依然是那让人如浴春风般的微笑。

　　谷超豪自幼就有这样的信念：“一是做革命者，救国救民；二是做科学家，改变世界。”这正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帕利斯教授曾这样评价：“中国数学科学这棵大树是由陈省身、华罗庚和冯康，以及谷超豪、吴文俊和廖山涛，及最近的丘成桐、田刚等人培育和奠基的。”

　　洪家兴、忻元龙、周子翔、丁青……谷超豪的几代学生围坐在一起谈起这位老师时，都回忆起这样的细节：“谷先生话很少、几乎从不闲聊，数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向他汇报工作时，往往是一、二、三点讲完就没话了，我们只能告辞出门。”

　　为数学而生，这是谷超豪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做饭时，他用统筹法节省时间。“比如炒个菜，你当然可以先把碗洗好再去炒菜，然后把炒好的菜盛到碗里。但是根据统筹的方法就该先炒菜，在炒菜的时间里去洗碗，这样时间就省出来了。”

　　连谷超豪的业余爱好都和数学有关。“我对台风非常感兴趣，每次台风来，我都注意观察风向，再运用几何知识和天气预报作出同步判断。因为预报一天只有三四次，我的观察有时还更及时。”有一次强台风在浙江登陆，上海非常紧张。台风登陆前，谷超豪的预测和预报一样，都认为台风会在浙江或者福建登陆。“可我中午前后发现朝南的窗口打着雨点，这说明风向已经朝东南方向转变。我预测台风已经在浙江登陆，而且中心在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上海不会有大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很正确。”

　　谷超豪从不讳言自己在数学方面是“有些天赋”的。在他看来，数学不仅是看得见的数字，更是无穷的想象空间。谷超豪回忆说，小学三年级时，他就被除不尽的循环小数迷住了，“这让我觉得数学里面有非常奥秘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可以想象。”还有一次几何课上，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一个每边长都为1的四边形，面积是不是1？许多同学都肯定地回答是1。谷超豪却回答说：“四边形每边都是1，你可以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这样面积就差不多没有了，所以面积不一定是1，可以是1，也可以比1小很多。”

　　1943年9月，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数学系。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谷超豪一直沉浸在数学世界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提供的资料中这样评价说：谷超豪“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谷超豪在与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合作中，最早得到经典规范场初始值问题解的存在性，对经典规范场的数学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谷超豪又给出了所有可能的球对称的规范场的表示；首次将纤维丛上的和乐群的理论应用于闭环路位相因子的研究，揭示了规范场的数学本质，并应邀在著名数学物理杂志《物理报告》上发表专辑。

　　洪家兴说：“谷先生从事的是纯数学研究，很难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成果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但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科学。比如在资源环境模拟、人口模拟、天气预报、建筑学中的弹力计算……这些复杂问题，都需要通过偏微分方程组来解决。”

　　几十年从教，谷超豪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李大潜、洪家兴、穆穆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副校长、数学家陈晓漫说：“谷超豪先生是数学方面的多面手，在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李大潜因在应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家兴院士专攻偏微分方程，穆穆则因用数学方法解决气象问题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院士。李大潜说：“谷先生的博学影响着我们，对我们的选择也很支持。但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越做越好，不能在一个层次上重复。这样的要求时刻警醒着我，工作要更加深入，要不断开辟新的领域。”

　　在谷超豪看来，“成功的秘诀除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外，有一个好老师也是至关重要的。”每次提到自己的老师苏步青，谷超豪总是满怀感激。如今，他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们。

　　“20年来，老师不管多忙，都会参加每周一次的讨论班。这两年先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就改为隔周参加了。”洪家兴说，复旦大学数学院每周一次的讨论班是由苏步青先生建立的，大家坐在一起或交流研究进展，或汇报学习所得。在讨论班上，学生最怕被谷超豪“吊黑板”。29岁的谢纳庆是谷超豪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有几次我介绍自己阅读的科技文献，有些问题很难，实在搞不懂，就想混过去算了。可是老师每次都能把问题揪出来，问得我下不来台。”

　　谷超豪在学术上的严谨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他在学风上的高风亮节更让学生们钦佩。“虽然很多思想是老师提出来的，但除非他确实参与了工作，否则决不肯在文章上署名。”周子翔教授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老师共同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他提出思想，我们共同进行了计算。”

　　讲到为师之道，谷超豪总是把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优秀的思想品德放在首位。“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会失去努力的方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校长时，他曾在青年教师岗前培训班上这样说：“思想品德很重要。我们有许多毕业生在业务方面是尖子，但到了社会上有个适应过程，如果过多片面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而不考虑社会的需求，就会发生问题。”他说：“我希望毕业生自己不要对自己估计过高，个人的奋斗只有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要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

　　谷超豪希望青年学子要做到“三心”和“二爱”。所谓“三心”，一是要有坚强的事业心，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要有不断的进取心。所谓“二爱”，“第一就是要爱惜时间。我不主张一天到晚，不休息光工作。但只要有了事业心，就会明白时间是最珍贵的。”谷超豪说：“第二是要爱惜身体，不能天天面黄肌瘦。”

　　谷超豪常说，他一生最喜欢的是做研究。唯一能把他从研究中拉开的就是“国家需要”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的档案，任何人都很难把这个寡言的老人和“地下党”联系在一起。1940年，14岁的谷超豪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大学，谷超豪不仅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还按照党的授意参加了“科学工作者协会”。谷超豪回忆说：“那时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做助教，党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做上层工作。‘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里有许多上层的科学家。……党告诉我们，叫我们通过‘科学工作者协会’来做工作，团结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解放的时候，把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都保留下来。”

　　就在解放前夕，谷超豪又接受了策反雷达所的任务。“当时在雷达所里的进步分子希望能在杭州找到党的领导，其中一位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找到我，希望地下党能够领导他们，保全这个所。”谷超豪说：“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来联系和研究这个雷达所的问题，发展了‘科协’，组织了‘应变会’，把广大职工都团结起来，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党代表孤立起来，把所长给争取过来了。”解放时，雷达所实施了起义，完完整整地迎来了解放。

　　1988年，62岁的谷超豪接受任命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当时的科大因为某些原因，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谷超豪把这项工作称为“临危受命”。

　　在改革和发展中，谷超豪强调，高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高质量人才，一切工作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其次是提高科研水平；再次是开发工作。到1993年8月谷超豪离任之时，同步辐射实验室、火灾实验室都已建设成功。“科大迁到合肥，条件很差，但仍然有很高的建设目标，称为第二次创业。我离任的时候，学校新领导认为，学校的第二次创业完成了，要开始第三次创业了。”谷超豪说：“所以说，我做校长的时候，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阶段性作用。当时教育部还给了我一个荣誉，授予我‘全国教育劳动模范’的称号，我很高兴。”

　　曾经有人问过谷超豪，如果把革命或担任行政职务的时间都用来做科研，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谷超豪说：“或许我在学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我不后悔。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必须去做。”

　　面对荣誉，谷超豪说：“其实像我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很多，也取得不少成绩。能够得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要感谢所有同志和领导的关心！有生之年，我将在数学这片沃土上继续耕耘！”

　　谷超豪简历：

　　1926年生于浙江温州，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获得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谷超豪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家，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获得了国际上公认的突出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发表数学论文130篇（其中独立发表100篇），在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合作出版英文专著二本，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2），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82），上海市首届科技功臣奖（2002），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2005)（以上均为第一获奖人或独立获奖人）。

谷超豪（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