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迎来120周年华诞。《人民日报》5月20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回信。总书记在信中专门祝贺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总书记勉励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以老一辈留学归国学者为榜样，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

　　创立于1902年的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1948年曾排名亚洲第一，有着留学报国的优良传统。建校120年来，南京大学延揽了不少留学归国的“国宝级”学者，李四光、程开甲、厉麟似、陶行知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留学报国故事与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了心中的留学梦、报国梦、中国梦，为了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李四光：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科学家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科学家精神是推动民族进步的宝贵财富。李四光是科技界南京大学留学归国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1932年曾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南大人”。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四光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贫寒人家，原名李仲揆。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他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便改名为李四光，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日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是同盟会首批会员中年龄最小者。孙中山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李四光随即回国，在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1913年，经黎元洪推荐，他赴英国留学，并于1917年通过伯明翰大学学士考试，于1920年归国。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出任所长。1931年，他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2年，他出任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他于1934年到1936年间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大力推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揭开了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他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了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驱散了“中国贫油”论的迷雾，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中，运用力学观点，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编写出版了《地质力学概论》这部重要著作。他以近 70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地质事业中去。晚年他在地震预报探索工作和地下热能开发利用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四光一生写下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创立地质力学，创造性地将地质学和力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指导煤田预测，寻找多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的关于古生物化石的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

　　李四光曾说：“我们不但需要掌握地质学各部门最先进的理论，而且还必须经常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从而把指导我们工作的主导思想，提高到更高的理论水平。”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5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李四光逝世的消息，称他“为中国的地质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程开甲：用科技的力量为祖国铸盾

　　程开甲是科技界老一辈南京大学留学归国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满怀建设新中国的赤诚之心，留学学成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曾长期担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得主，南京大学杰出校友。

　　程开甲1918年生于江苏吴江，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以钢铁为基础的重工业建设亟需相关人才。年轻的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1952年，程开甲进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从事物理教学和研究，并于195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他还参与组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室”和“核物理教研室”。其中，1954年正式建成的“金属物理教研室”成为南京大学正式建成的第一个教研室。

　　1960年，程开甲接到了调往北京工作的命令，但不知道具体是去干什么，直到后来才知道被“点将”参加搞原子弹。1962年，他被调到国防科委，全面负责核试验工作。之后，程开甲前往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潜心开始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2014年3月，时任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专程到北京拜会程开甲先生，并以一份特别的礼物“解密”这段调动过程。这是一本收录了1960年至1964年期间有关程开甲先生调动的公文复印件，包括南大和中组部、二机部、教育部的公文往来。“从一开始同意您半年时间继续在南大工作，到后来变成3个月、一个半月，直到1964年，聂荣臻写了封信，希望北大的周光召和南大的程开甲全部调到二机部工作，事情完成了才能回学校”，陈骏介绍说。这也是程先生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他仔细地翻看着册子，不时地说到：“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过程啊”，“你看，这是当时校长郭影秋的签字”。

　　1960年至1962年期间，程开甲仍担任着南京大学教授，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此后，程开甲一直兼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他被授予“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1960年左右，程开甲那时是南大的高级教授，学校分给他一处两层的房子。当时，南大物理系预备教师曹天锡正为房子犯难。程开甲主动跟领导提出，把自己住房的一层让出来给曹天锡夫妇，还送给他们许多添置不久的家具。曹天锡老人回忆，“当时程先生还没有正式调离南大，不过人已经去北京工作了，很少回来。只有他的家眷住在房子里，我们就住在一个屋檐下。”曹天锡说，程先生一家人都非常好，后来离开南京时，还送给他一个碗橱，“我一直用到现在。我很尊敬程先生，他业务好，人正直，而且特别虚心、真实。”

　　1964年10月16日，东方一声巨响，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震惊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程开甲还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被称为中国“核司令”。

　　2017年9月20日，南京大学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在“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现场，托女婿任万德将军转达了对南大的亲切问候：“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设计勾画了强国强军的崭新蓝图，引领我们走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此，我热切地期盼大家都能怀着忠诚报国的赤子之心，成为秉承‘创新、拼搏、奉献’精神的国家栋梁，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厉麟似：“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厉麟似是“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表率。他是第一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介绍到欧洲的中国人，使得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欧洲主流知识界的尊重，提升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形象，并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厉麟似1896年出生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香世家——杭州厉氏家族。自幼的家庭熏陶和严格的家庭教育为厉麟似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国学功底，并令他自小便开始接触到了易学等中国古代哲学。当时的旧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欺辱。厉麟似自少年时便立下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而奋斗的志向。1915年从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毕业后，厉麟似先赴日本上智大学留学四年，学习教育和语言，后又远赴当时的世界一流强国德国继续求学，并先后获得了德国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与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周恩来留德时期的同学与战友。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陆，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奠基，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厉麟似尚在欧洲游学时，他便开始向西方知识界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当时正值“西盛中衰”，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被视为“糟粕”，在西方更是没有一席之位。厉麟似虽是到西方强国学习先进文化，但自小浸润在中华文化精髓中的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厉麟似的努力下，1921年4月，西方世界的首个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景星学社在德国诞生。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汉学研究组织之一，景星学社吸纳了当时中西方的一批具有较高声望的学人，如卫礼贤、林语堂、陈寅恪、唐丽玲、徐悲鸿、厉绥之、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等，成为当时中外学者交流研讨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学社下设编辑部、翻译部、出版社、办公室、图书文献处、交流联络处，并出版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汉学》和在内部发行的刊物《景星通讯》。1921年4月同时创刊的《汉学》杂志是首个专门研究汉学的专业学术期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内容涵盖易学等中国古代哲学、中医药学、中国文学、金石书画、音乐戏曲等诸多汉学领域。《汉学》后并入卫礼贤所创办的汉学研究刊物《中国》，由卫礼贤担任主编。由厉麟似创办的景星学社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艺术、中医药学等多个领域的“中学西渐”方面均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作用，并对卫礼贤、荣格和黑塞等一批西方知识精英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曾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被周恩来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典范”。

　　1930年，厉麟似怀着满腹经纶与满腔爱国热忱返回祖国。归国后的厉麟似曾担任蒋介石对德外交顾问，并分别与蔡元培、朱家骅、徐悲鸿、陶行知、陈立夫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了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国联合国同志会、中德文化协会、中意文化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蒋介石曾称赞厉麟似“学问很好，有才干”，并写下亲笔信力荐。他还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世人多知麟似先生西学了得，殊不知其国学造诣亦堪称道。”陈先生的这一席话概括得十分精辟到位。厉麟似国学功底深厚，并精通德、日、英、法等六国语言，引进并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及影视作品，同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就是由厉麟似审定并推介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进而获奖的。

　　《中国日报》曾撰文称：“厉麟似博士以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与外交史上的地位而著称，对于推动中国和欧洲及国际联盟的关系，增强中欧人文纽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厉博士是连接中欧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在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的进步思想。”

　　由于厉麟似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他分别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列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为近现代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十位教育大家”，并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界代表人物被中国教师博物馆推荐入选“中国教师发展基本陈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撰文称：“厉麟似的教育实践与理论主张开中国教育之先河，并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抗战期间，将‘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的厉麟似影响了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被誉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2020年，在厉麟似逝世50周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发文纪念厉麟似先生，称其“为中国教育发展和中欧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厉麟似与毛泽东、周恩来等29人一同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资料库”。

　　对于厉麟似，厉家世交、著名留美归国科学家钱学森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厉先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我们后辈青年树立了榜样。他对我为人治学也多有帮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用来形容厉先生再贴切不过。”

　　中央统战部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不忘初心，留学报国之路》专题也对留学归国教育家厉麟似进行了专门介绍。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撰文道：“翻开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值得佩服的人很多，令人感动的人也多，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位英雄人物便是中国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厉麟似。厉麟似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抗战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矢志报国、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勤于学习、艰苦奋斗的个人品质值得每一位留学生向他学习！”

陶行知：“立德树人”的楷模

　　陶行知是我国老一辈留学归国学者中“立德树人”方面的楷模。他的教育学说激励和启迪了一大批国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曾将他列为“为近现代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十位教育大家”之一，并撰文称：“陶行知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

　　陶行知是南京大学的“双重校友”，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又曾在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直至1923年，他在南京大学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1917年提前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专任教员、教务主任，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科首任科主任、教育系主任等职。

　　陶行知归国后，致力于宣传欧美教育革新，置身于中国教育革新的前沿阵地。1918年，陶行知在南高首倡“教学法”以替代原先的“教授法”，即教师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意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强调学生“学”的方面。这一提法由于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客观实际，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并随之在全国流行。在陶行知的推动下，南高采用了当时十分先进的“选科制”，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学分制，这一制度带动了学校课程计划的改革，同时也使得南高的学生们得以全方位发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1919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陶行知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法案》，他说：“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女子几无上进之路；大学不许男女同学，更是毫无道理。南高特宜首破禁区，融通办理，以遂女子向学之志愿。”在陶行知和时任校长郭秉文的多方努力下，南高与北大展开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1920年，南高正式录取了第一批女学生，首创男女同校，开辟中国女子教育新天地，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此外，陶行知一向倡导以教育改造社会。在创办暑期学校上，他“倡导最力，实践最勤”。在他的努力下，1920年夏，南高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前后开办4期，每期学员多达1000人左右，其持续时间之长，办学效果之好，在全国都属首屈一指。

　　1927年3月，他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南京晓庄学院前身），开创中国乡村师范教育之先河。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1933年，他与厉麟似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6年，他奔赴欧美等26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呼吁欧美等国抵制日货。1938年，他在重庆开办育才学校，开展难童教育。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在其逝世后，毛泽东发唁电，赞誉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褒称其为“万世师表”。为纪念陶行知，2019年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落成；2021年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南京大学教授吴为山创作的陶行知雕像在南京大学揭幕。

　　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用一生书写了教育爱国者的“大”字。他用自己“爱满天下”的大爱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为新一代留学归国学子树立了榜样。（撰稿人：马任远 高雅 曾可宣 张睿 陈春芳 佘静 张浩然 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