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中国航天的飞速发展，戚发轫有喜悦，也有时不我待的急切。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如果有人为戚发轫立传，这部传记看起来一定像一部简写版的新中国航天史。

　　这位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航天事业的重大节点：新中国第一发导弹“东风一号”，新中国第一枚三级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新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新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新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据说，他的名字是辽宁复县西瓦村一个私塾先生起的，等他上了中学之后才知道，“发轫”的意思是“新事物开始出现”。

　　2010年，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戚发轫的发言最长。“很多人准备了稿子，我没准备。”他记得当年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可以连续讲几个小时，说到关键处，会有泪盈于睫。

别人都可以去，只有戚发轫不能去

　　“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提高运载能力。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

　　1957年，北航毕业、刚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首个专门研究导弹和火箭的研究院）的戚发轫，从来没见过导弹。

　　“当时没有学导弹专业的人啊，只能找学航空的人。我们是搞导弹的单位，但很少有人见过导弹。”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一个人见过导弹、研究过导弹，这就是五院（今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

　　一个简陋食堂成了教室，老师是钱学森，学生是包括戚发轫在内的新分配大学生，课本是钱学森自编的《导弹概论》。除了自力更生，当时还有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在，也算是一个“拐棍”。虽然创业艰难，但是干劲无穷。

　　1958年，好消息来了——研究导弹的年轻人可以到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只是苏联人不接受军人到军事学院学习，他们只好脱下军装，准备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但不久，一个坏消息也来了——苏联方面再次通知，别人都可以去，只有戚发轫不能去！

　　“我都准备好了——婚也结了，衣服也做好了。但是不能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总体的，其他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都可以去，只有搞总体技术的人不能去——怕获取核心技术。”

　　所谓“总体技术”，在航天技术里是指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有利的配合、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定出最可行方案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通俗地说，学总体的人就是准备干总设计师的人。导弹技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苏联人怎么会让一个中国人去观其全局，然后再研制出自己的系统呢？戚发轫受的打击不小。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不久苏联专家也全部撤出了中国，并带走了有关资料。当时首枚导弹“东风一号”已经在研制中，这种不负责任的突然“撒手”，从小处讲是要留下一个“烂尾工程”，从大处讲是想人为切断中国的导弹研究进程。

　　“这件事对我个人、对我们航天战线来讲是莫大的刺激，既是一种屈辱，也是一种激励。‘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时候开始——靠别人靠不了啊，只能靠自己。”

　　苏联专家曾留下这样的警告：作为推进剂的“液氧”，必须用苏联的，中国的“液氧”杂质太多。中国人不服，“液氧”的沸点是-183℃，怎么从苏联运？如果不全程高压就变成“气”了，这是在设障。他们坚持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到底把“东风一号”送上了天。

　　“东风一号”用了苏联的图纸资料，“东风二号”就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用了。“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提高运载能力。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这次发射失败在当年是机密，戚发轫和同事带着政治和技术上的双重压力回到了北京，再接再厉。两年后，“东二”成功发射了。

　　“东二”算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过了这一关，中国导弹和火箭研制之路才开始顺利起来。“东二”发射的同年十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戚发轫接着就参加了“两弹结合”。1966年十月份，两弹结合成功。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他负责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都顺利发射成功。

　　这些成功留给戚发轫的印象都不如“东二”失败那么深。几十年后，戚发轫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说，“科学实验要经得起失败、宽容失败，我们现在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允许失败哪有人敢创新？”只有和航天相伴一生的人才能指出行业中症结所在，戚发轫这段大实话在网上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