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听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噩耗的。然后，和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一起，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钱老庄重而简朴的告别仪式。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我已从上海大学的老同事那里得知钱老身体状况欠佳的消息。还记得去年春，钱老的办公室转来了他的一封信，希望中国工程院能帮助《20世纪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的编撰，配合做些科学家的资料收集工作。久卧病榻的钱老还在关心这涉及千余位科学家史略的巨大编纂工作，让我们都感受到了他那颗为了科学事业依然火热的心。他在信中就提到已经住院很久，身体每况愈下。由此，我对钱老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牵挂。本以为钱老的身体经过精心的医护会好起来，我还期待着能去祝贺老校长的百年华诞。然而，7月30日钱老去世的噩耗还是让人觉得太突然，无法接受这个伤心的事实。

　　送别钱老那天，龙华殡仪馆的里里外外站满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许多是自发来自祖国各地的悼念者，让我再次感到钱老的高尚人格的感召力、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和虔诚的爱国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钱老作为我的师长、领导、同事，其爱国、奉献、坚韧、创新的高尚品格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尚宛若眼前，往事历历在目。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老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和钱老的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他到各系科调研时，但不久我便出国工作。1984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我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我请他去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彻夜长谈，他热切地敦促我早点回国，希望我能协助他推进上海工业大学（1994年以后合并为上海大学）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师资的科研水平。钱老深情地对我说：“国家和学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我深感此话的分量，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教育科研岗位需要我。于是我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国，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大学校园。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的那几年里，钱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钱老总是十分关心与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密切相关的事。从师资队伍的建设、高端人才的引进，到与大型企业对接、承接大型项目；从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原版资料的选购，到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配置；从教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到鼓励教师学计算机、学英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学校行政管理改革到育人环境和制度建设，钱老都密切关注。但钱老更加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队伍的思想观念的进步。

　　钱老到了学校以后首先亲历而为的就是“拆除围墙，打开校门”。对外，钱老利用自己的影响，充分引入校外资源，包括从国外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兼职教授，他们中有陈省身、田长霖、任之恭、戴振铎、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国际大师的到访与兼职不仅为闭塞的校园带来了最新科技信息、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为大家传递了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促成上海大学逐渐具备现代大学先进的管理模式；对内，钱老是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引进，在当时人事、户口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广揽既能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钱老常常是不辞辛苦，亲自登门造访。在钱老到任后的短短几年间，学校就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他们中有李三立、刘人怀、刘高联、蔡树棠、潘立宙、陈伯时、陈彬、张直明、周家宝、戴世强、傅克诚等，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在国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像上海工业大学这样原先师资基础薄弱的地方大学，在短期内能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浓厚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