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
在小区里漫步,他跟人友善地打着招呼,唠家常,跟邻家老大爷没两样。
但他也有“怒发冲冠”之时。
他有太多的惋惜,太多的愤慨,太多的无奈。
还好,站在2011年的门槛上回望2010年,这位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满载收获:
他终于可以工作了!2008年的夏天,他病倒了。两年的积极疗养,让他得以康复。
6月9日,他因“人居环境科学”建设摘得2010年度陈嘉庚技术科学奖,这意味着他领衔创建的理论体系赢得广泛的认可;
还有上海世博会。他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赞誉有加,“把美好的城市与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个非常切合时势的好宣言”。而且,世博会整体上由中国人主持规划设计,展现出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除了挚爱的事业,其他一概置之度外,吴良镛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自己的米寿之年。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
愁慵满腹与谁听
贝聿铭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吴良镛立志从事建筑行业,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0年7月的一天,他即将告别高中生涯,和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一样,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的考场上挥汗如雨。总算交卷了,疲惫不堪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袭来了,“我们赶紧躲进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碎渣子不断地落下来,火光冲天,瓦砾遍地”。
吴良镛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遭劫。第三天,他悲伤地挥别合川,行前默默许下宏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书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这些应该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关联吧。1950年底,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参加建设,满腔的热情让他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如今,吴良镛自认当初“太天真了”。
前段时间他在医院康复治疗,有年轻医生来“取经”,说自己准备结婚买房了,房价这么高,该不该出手。吴良镛无言以对,“我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还有更大的遗憾让他怒不可遏。
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
他痛陈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
他厌烦“打造××名城”的说法,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
他愤慨不少地方因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这些“巨型结构的游戏”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的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形式。“试问,如果东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种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这个问题也许要请教心理学家。”他的诘问掷地有声。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标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美国人早就喊出了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际线下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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