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古史辨’派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

　　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一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

　　“开创历史学的新时代”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七册《古史辨》，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一页，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巨大业绩的历史明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此一发现在当时则充当了“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古代为黄金时代”的三代王制观念，一直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均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叙述上，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启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顾颉刚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并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上古史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这场“古史革命”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赞誉：“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并被认为“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语），“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语），齐思和则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广铭曾总结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胡适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历史学方面，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新思潮的，应当是顾颉刚。”

　　今天看来，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现代史学的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为现代史学所认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业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这批文献的审查程序。应该说，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