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英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中国。在建设新中国的60年伟大历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其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虽然年代主题在变化，但是他们都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93年人生经历，60年党龄，68年航空情，构成“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人生坐标。56本日记、笔记，主要是研发航空发动机的思想观点、技术论文，收集整理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的资料，学习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著作、论述、讲话的学习笔记和人生心得。一辈子心血都用在了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上。” 他把一生工资的三分之一都捐赠给了党和社会，去世前捐出的最后一笔10万元党费。

　  吴大观简历 

　  1916年11月出生于江苏镇江，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任技术员。1944年赴美国学习期间，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借此宣传中国。1947年，他拒绝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和朋友的挽留，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然而，腐败的南京政府使他十分失望。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带着家人投奔共产党，受到聂荣臻的亲切接见。194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从此走上了航空报国之路。
　　近60年来，吴大观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报国诺言，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我国航空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为我国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动力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吴大观同志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航空工程技术事业做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吴大观同志多次被评为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01年，85岁的吴大观同志被中央企业工委和中航一集团直属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新中国航空工业史上,深深镌刻着一个名字,他就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开拓者吴大观(1916—2009)。在他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与航空工业相伴随;他创下了我国航空工业的九项“第一”,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

　　早在学生时代,吴大观目睹了国土沦丧、日寇飞机在中国上空横行肆虐,他就立下航空救国的人生理想。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他毅然由机械系转到航空系。从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的“乌鸦洞”,到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吴大观深感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1947年,吴大观拒绝美国的高薪聘任,怀着赤子之心回国参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建。

　　航空发动机被喻为“航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研制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让战机拥有“中国心”,成为吴大观一生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1957年,吴大观受命到沈阳410厂,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他率领科研团队自力更生、顽强拼搏,边研究、边建设、边补习发动机的知识,开始了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的设计研制。一年后,经过无数艰辛努力的实验,装配着该型号发动机的“歼教—1”型飞机试飞成功。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型喷气发动机就此诞生。

　　1959年,“红旗”2号喷气式发动机试制成功。

　　1969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1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8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试制成功。

　　时刻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吴大观,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奔跑中一刻都不曾懈怠。

　　吴大观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翻译的技术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2年,吴大观与另外8名专家给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病”的重要性,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

　　晚年,离开一线岗位的吴大观仍追踪航空发动机的最新动态,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军用航空发动机通用标准规范的编制,使发动机研制从此有章可循。

　　吴大观一生酷爱学习,喜欢读书。在他88岁高龄的时候,还每天坚持学习党的理论,钻研最新技术,并做了几十本的摘抄笔记。

　　2006年,已届90高龄的吴大观在写给中航工业集团的信中说:“人才资源是航空工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创造培养、吸引、用好人才的起码条件。”

　　多年来,作为项目带头人和科研单位的领导者,吴大观一直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他亲自为科技人员制定详细的科研工作计划和技术学习计划,针对科研队伍年轻、经验不足的情况,组织“技术练兵”,一方面把他们放到科研第一线锤炼,一方面督促他们学习跟踪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他的弟子中,很多都已经成长为航空动力人才队伍的中流砥柱。

　　他自己没有捷径可以依循,却是后来者的天梯,他自己不是院士,却是院士的老师。

　　吴大观有着60年党龄,一生追随党,一生忠于党,对党充满深情。20世纪50年代,吴大观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未获批准。于是,从1963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100元党费,一直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4000元至5000元党费。临终前,他把自己剩下的10万元积蓄,全部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党。46年间,吴大观共缴纳特殊党费21.2万元。

　　“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除了多缴纳党费,吴大观还为“希望工程”和灾区累计捐款9.67万元。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中,吴大观始终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利益实现融合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奋斗进程之中。

　　2009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追授吴大观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向吴大观同志学习,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来源：新华社、光明网、文明网）

 　  “现在我找到了心中向往的世界。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1949年，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唯一信仰，忠诚一世。

　　“谁研制不出来，就把脑袋挂在单位门口。”

　　——20世纪60年代，气冷空心叶片是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研制现代先进航空发动机的“金钥匙”。在研制协调会上，吴大观与时任621所总工程师的荣科立下了这份“军令状”。此后，在各单位通力配合下，我国终于拿到这把“金钥匙”，与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同步。

　　“这是最好听、最好听的消息，那一宿我都没睡着觉。”

　　——晚年的吴大观依然时刻牵挂着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发展。有一次，他得知某型号发动机加速试验取得优异成绩，高兴得难以自已。几天后，他与中航工业动力所原副总师刘国玉谈及此事，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我已经要去见马克思了。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

　　——吴大观临终前说。

　　上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把大半个中国炸成焦土，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东躲西藏。人群中，一个辗转南京、长沙、广州、昆明的流亡学生，目睹了一幕幕狼烟四起、国土沦丧的惨烈景象后，毅然作出了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三年级转到航空系的决定。他就是吴大观。

　　今年3月，93岁的吴大观经过与病魔的长期斗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抓住自己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你们一定要敢讲真话，别怕得罪人。一定要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

　　作为中国航空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吴大观奋斗的历程，与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紧密相连：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设计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组织改进改型并成功装备部队了我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组织改型设计了我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组织自行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动力设计研制队伍；主持建立了我国首套有效的航空发动机研制规章制度；领导建立了我国首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

　　他一生忠于党和祖国、专注航空事业，至死不渝。

　　“我找到了心中向往的世界，我要为她献身！”

 　 “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缴最后一次党费。”

 　　今年4月，一笔以个人名义上缴的10万元大额党费，在中央组织部激起一阵波澜。得知这笔党费来自一位刚刚去世的老科研工作者，有关部门立即前往其家中探望，并送上党费收据。

　　这10万元，是吴大观临终前嘱托家属缴纳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满怀激情来到国民党在贵州大定建的航空发动机厂工作。然而，国民党内部的黑暗和腐败却让他越来越失望。他在自传中说道：“当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宋美龄，这个委员会不能说不显赫，但他们这些人想得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国民党手里，虽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

　　1947年，吴大观留美归来，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那段时间，他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闲暇时常和同事针砭时弊，并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参与罢课、反内战等活动，逐渐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关注，并被选为教联会主席。由于表现活跃，他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为了对他进行保护，地下党的同志邀请他去解放区。1948年秋天，吴大观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了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受到了聂荣臻的接待。

　　这是吴大观最珍贵的回忆之一。他告诉聂荣臻，航空事业在国民党手里没有希望，自己唯一的梦想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将来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聂荣臻听后非常高兴，大声说道：“吴先生，很好啊！你将来大有作为！”

　　1949年，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对家人说：“现在我找到了心中向往的世界。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不幸的是，在席卷全国的文革浩劫中，有过留美经历的吴大观未能幸免。随着“走资派”“特务”“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一顶顶帽子扣下来，关“牛棚”、扫厕所，甚至严刑拷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长期的折磨使他胃病发作，原本就患有白内障的左眼更是彻底失明。然而即便如此，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未动摇。1972年，得以平反的吴大观立即重新投入工作，对之前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回忆起那段经历，他的夫人华国说：“老吴讲了，整他的那些人代表不了共产党。我们一直坚信党会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

　　说起吴大观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毅颇有感触。吴大观在西航工作期间，曾主动向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和政工干部作《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辅导报告；每当中央有重要精神，他都会带头积极学习、并与大家交流体会。“吴老在政治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保持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蔡毅说，“他一生中始终坚信党的英明领导，坚持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自己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忠贞不渝。”

　　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吴大观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等待自己最后的时刻。看着守候在床边，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他留下了这样几句话：“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缴最后一次党费。”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1927年，美国飞行员尔斯·林白驾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飞越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英雄。1929年中国发大水，林白又驾着飞机到中国救灾。这几件事，使年幼的吴大观记住了两个词：“飞机”和“英雄”。在他心里，“飞机”和“英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怎样才能飞起来？吴大观对昆虫的翅膀产生了兴趣。他准备了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把搜集来的各种昆虫翅膀编上号，夹在里面。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后，立誓航空报国的他决定转到航空系，便拿着这个本子找到当时的航空系主任，主任看过以后连声说：“好，好，你来吧。”

　　后来他认识到，要让飞机飞起来，光有翅膀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于是，“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发动机”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航空工业局第二生产处处长的吴大观与一处处长、后来成为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的徐舜寿联名上书，建议中国应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路子，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

　　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1956年，吴大观等人来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厂，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并设计研制出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此后，从黎明公司到606所，再到西安430厂；从涡喷7甲到涡扇5、涡扇6，再到斯贝，吴大观在科研一线的工作从没有一丝松懈。

　　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正是这句话，激励着他不断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1982年，吴大观调回北京，在航空部科技委任常委。借助科技委的便利条件，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把国内外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对比。

　　经过一段时间全面、客观的研究，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差距，尤其在发动机研制规范方面，中国几乎是零，在发动机研制、检验等环节中存在大量疑问，而这些问题在美国1957年就公布的5007D通用规范中早有详细规定。

　　1983年，吴大观向航天部提出要编制中国自己的规范，得到了部长莫文祥的批准，并被任命为中国航空发动机型号规范编委会总编。

　　然而，规范的编制工作受到了各种阻力。曾参与编制工作的关至诚说，当时很多同志提出反对意见：“研制发动机本来就够难了，还制定这么严格的标准，这不是给自己下套么。”

　　吴大观顶住了压力，他表示：“我们做了一辈子发动机，按什么来做，总得有个标准吧。就算是枷锁，也要套上。”

　　接下来3年中，他带领编委会成员开展了大量工作，终于以美国5007D通用规范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先后制订了《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试飞型号规范》《试验型号规范》，以及代号为GJB241—87和GJB242—87的国军标。这些基础工作，使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走上了正轨，并对此后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产生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80多岁高龄的吴大观仍然坚持去办公室工作。当时刘大响刚刚进入科技委，办公室与他相邻。吴大观对刘大响说：“我老了，对发动机的情况不了解了，你要经常跟我谈一谈。”于是，两人时常互相串门，无话不说。

　　“有次我向吴老汇报，总装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发布了《2020年前航空发动机发展纲要》，并将用八大计划支撑纲要发展，他连说‘你们干得好，这下发动机有希望了！’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刘大响回忆说，每当听见好消息，吴大观都会非常高兴；但只要说起某某型号出了故障，他总是锁紧眉头，一再表示自己有责任，以前没把基础打好。

　　为祖国航空事业辛勤耕耘了68年，吴大观圆了祖国强大梦，但也有太多未了的心愿。在生命最后那段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诚恳地说：“对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我做得很不够，我们的发动机没赶上去，与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问心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