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引起中部省份极大关注；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

　　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争取到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

　 中部地区崛起的意义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中部六省共有人口约3.61亿，占全国人口的28.1%，其中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三分之一。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
　  促进中部崛起，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格局。

　 在中部地区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将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并通过农民增收最终助推“扩大内需”这一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部崛起”的意义远远超乎中部地区本身。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中部省份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中部地区粮食产量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４０％，这个地区的山西、江西等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该地区的发展无疑有利于提高中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
　　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

　　山西：“建设全国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
　　河南：“一区一道和三个基地”；
　　湖北：“把湖北建设成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
　　湖南：“做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湘中经济走廊，发展湘西经济带”；
　　安徽：“实施东向战略、发展东向经济”，“融入长三角，依靠高科技，抓好两流域（长江、淮河），唱好黄（黄山）煤（煤炭）戏”；
　　江西：“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希望在山，重点在田，潜力在水，后劲在畜，出路在工。山上办绿色银行，山下建优质粮仓，水面兴特色养殖”。

中部：吹响崛起的号　 

　　　  在新中国的版图上，中部6省恰像一只螺号，湖南江西是螺口，山西是螺尾。长江黄河横贯其中，风鸣浪吼；京广铁路纵穿南北，铁流激荡。

　　初秋时节，我们走三湘、入鄂中、看皖北……领略这片热土的发展激情。六十载岁月，中部地区的变化天翻地覆。现在，这只螺号正蓄足风、鼓足劲，发出历史上的最强音。　　

　　发展战略

　　板块效应初显成果 改革创新敢为人先

　　安徽凤阳小岗村纪念馆的一组群雕，让我们的思绪飞回31年前：18位农民围坐方桌旁，在一纸文书上画押。1978年冬天，小岗村“分田单干”，拉开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部6省，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中部地区农业发达，气候适宜，历来有“湖广熟、天下足”、“中原大粮仓”的说法。如果说，东部、西部大发展是中国腾飞的双翼，那么，中部则是当仁不让的“脊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部地区基本上一穷二白。据统计，1949年湖北省农业总产值10.72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67.1元。上世纪50年代的土改运动，让农民焕发了高涨的热情。60年代的“三线”建设，使中部的工业基础得以夯实。改革开放以来，中部6省靠全国1/10的土地，承载了全国1/4还多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5的GDP。作为我国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中部6省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7年以来，中部地区多项经济指标增速高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凸现中部“板块效应”，“中部崛起”开始从国家战略变为经济现实。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部板块也相对平稳。今年第一季度，中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3%，比全国平均高出5.7个百分点，其中有4个省的增幅达到2位数。

　　“中部6省由计划经济时代的超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塌陷’，再到现在寻求机遇重新崛起，画下了这样一个形状。”湖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凌云，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之”字，一字一句道：“中部崛起，正当其时！”

　　而更重要的是，中部的广大干部群众从来不缺乏改革创新的勇气：率先在全国掀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建立全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率先在全国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建设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这样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精神，人们相信，中部崛起指日可待。

　　从1957年一桥飞架长江南北，到葛洲坝工程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再到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星火燎原的汉正街小商品集散，到当下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从零打碎敲、不成规模的文化和旅游，到迅猛崛起的文化“湘军”、风行一时的红色旅游……中部6省围绕改革、创新这条主线，奏响雄浑的交响乐，让中部人奋勇崛起的心声响彻寰宇。

　　粮食高产

　　科技攻关提升产量 制度变革释放活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人的日子还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到70年代末，大部分群众‘白面、细粮吃全年’。1983年，咱省向外调出小麦30多亿公斤……”谈起河南粮食生产的发展，一位老干部感慨不已。

　　金灿灿的小麦、白花花的大米，自古以来，中部便是全国粮仓。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部的责任不言而喻。

　　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亩产只有一两百斤的现实，似乎让“大粮仓”的美誉难以名副其实。1949年，产粮大省河南的粮食亩产只有69公斤，全省45%的耕地荒芜，大批灾民离家逃荒。

　　科技，让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年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200亿公斤，先后跨上了300亿公斤、400亿公斤和500亿公斤3个大台阶。从2004年开始，连续6年实现夏粮增产！2009年，河南夏粮产量达306.5亿公斤，大旱之年小麦产量不降反升，比去年增产0.5亿公斤。

　　有这样一张经典的老照片：一片金黄色的稻田中，一位老人轻轻地抚摸着沉甸甸的稻穗，眼神中充满期盼。老人的名字叫袁隆平。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时任湖南省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下决心攻关高产水稻，让老百姓不再挨饿。那时，杂交稻研究是公认的世界难题。但袁隆平最终破解了难题，培育出“二九南１号”、“三系杂交稻”、“两系法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稻”。

　　1976年，杂交水稻率先在湖南大面积推广，当年就推广了208万亩，全部增产20%以上。

　　如果说，科技攻关，让土地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制度变革，更让中部广袤的农村，迸发出无限的激情。 

　　安徽凤阳小岗村所在的滁州，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8.35亿斤提高到2008年的82.46亿斤，增幅高达887.6%。仅改革开放30年来，就累计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0亿斤。

　　30多年后，带头“大包干”的18位村民之一的关友江老人感慨道：“从吃不饱，到丰衣足食再到小康，改革让我们赶上了好年景。”

　　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农村生产力的巨大解放，都意味着粮食产量的迅猛提高，农民收入的可喜增长。近年来，中部地区每年粮食产量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40%。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强农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建设打造科技创新平台，重视良种推广，促进技术应用，科技创新增强了农业的发展后劲；率先实施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等，制度创新为农业发展注入了内在的活力。中部“大粮仓”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工业进步

　　高新产业后来居上 整合资源转变方式

　　解放前，株洲仅有两家残缺不全的修理工厂和几户零散的手工作坊。旧政府在湘潭搞“工业区”，五六年仅建成一个电灯泡厂，生产一年多便停工了。而如今的株洲和湘潭，已成为中部工业重镇，成为湖南的“核心增长极”。

　　1955年，武汉青山脚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破土动工。1958年9月13日，武钢第一号高炉出铁，年设计产量80万吨左右。2001年，经过技改后的1号高炉年设计产量达170万吨左右。如今，武钢现代化的5号高炉，年设计产量已达250万吨左右。2008年，武钢累计产钢2.2亿吨，实现利税1157亿元。

　　武钢科学研究院博士孔君华说：“武钢的每一步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作为第一个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钢铁企业，武钢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双高”产品的比例达80％以上。

　　虽然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但中部在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水平明显滞后，产业结构畸轻畸重，工业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中部崛起，难点在农业，出路在工业。以科技谋发展，以改革寻突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中部各省的共同选择。

　　以高新园区为载体，以科技体制创新为动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这几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一直保持24%以上的增幅，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1105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28.8%。“骑着自行车进光谷，开着小车出光谷！”武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传铁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效应。

　　“十五”以来，湖南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26%，特色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工业，已成竞争优势。来自湖南省高新办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1832.18亿元，同比增长19.6%。

　　山西，作为国家能源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煤焦资源。然而，“一煤独大”的模式，也一直让山西饱尝“苦酸”：水资源损耗，土地塌陷，地面悬空，地质灾害……

　　“山西经济已到了不转不行、非快转才行的地步。”早在2006年，山西就提出全面转型，2008年开始，山西省加快了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步伐。今年又规划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寿终正寝”；两年内，在现有2598座煤矿的基础上消减1000座，大集团煤炭企业产量占全省的75%。“有水快流、分散办矿”的粗放式办矿模式，在山西退出历史舞台。

　　近年来，农业大省河南依托粮食优势，积极发展粮食精深加工，推进农业产业化。“双汇”、“三全”、“莲花”……这些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在国内市场上，每3.5袋方便面就有一袋是河南生产的，每10个速冻水饺，有6个“出生”在河南。巨大的农业资源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1亿多人口的消费潜力……这些曾经困扰河南的“包袱”，如今成了最大的优势。

　　民生和谐

　　大力投资公共服务 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血吸虫流行区的安徽省青阳县河西村刚刚建成两座供水池，将清澈山泉引入家家户户，村民们改厨、改灶、改厕，纷纷建起沼气池。村民钱立发感慨地说：“现在有了干净卫生的水，生产生活的劲头都上来了。”

　　血吸虫、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这些曾经困扰中部各地百姓的地方病，如今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有血吸虫病病人40余万人，晚期血吸虫病病人近3万人，受威胁人口约有1000万人。60年后，安徽省居民血吸虫平均感染率、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率均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全省已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连续23年未发现新发的地方性克汀病病例。

　　湖北省鄂州市牌楼村村民石海明当了20多年的箍桶匠，去年却“失业”了。原来，2008年鄂州市投资3亿元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全市52万农村人口全部喝上了与城市同质同价的自来水，挑水用的水桶没了“用武之地”。

　　湖北是“千湖之省”。然而，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群众对于“水”的渴望，一直是件大事。60年来，湖北省不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04年，湖北省解决了历史遗留的818万农民没水喝的问题；近5年来，湖北共投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40.2亿元，建成工程5136处，解决了1100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清甘泉，沁心田，政府把民记心间，群众不忘党情怀。”是农民表达感激的顺口溜。

　　2007年，武汉城市圈与湖南长株潭城市群获准成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没有现成的样板和模式，中部选择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关键领域突破。两地的决策者深知，“两型社会”谋求科学发展，落脚点是惠及民生，提高人们幸福指数。如今，考核不再紧盯GDP，增加了环保、民生等指标。

　　地处老区的江西，坚持优化支出结构，将新增财力向困难群众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在2007年新增安排44亿元的基础上，省财政2008年再增加安排50亿元，实施60项公共财政政策，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用“真金白银”大力破解民生问题。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医疗救助方面，江西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达到7亿元，医疗救助体系已覆盖整个城乡困难群众，保障对象从223万人增加到了300万人。全面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困难群体参保所需补助资金全部由财政负担，低保对象和重度残疾人参保率达100%。在教育方面，江西省各级财政共投入63.3亿元，640万名大、中、小学生得到政府资助。2008年，全省共为586.4万名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为34.6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