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进入21世纪，当代史研究风气转变，展现新的视角，目光下沉，方法规范，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　

　　如何整合史料资源，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分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个案呈现。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当代史研究的转型时间】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著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研究的下沉和社会史的活跃】　

　　韩钢：这次转型跟老师的导向有关系。　

　　杨奎松：当代史的档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愿意鼓励同学回家，利用自己的种种方便条件，在自己家乡附近去查阅地方档案，找自己比较容易把握的研究题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历史，又是相对基层和微观的历史，很多题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韩钢：当代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杨奎松：历史系的老师、同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史研究中来，给整个当代史研究冲击非常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原有研究的东西真的不够了。特别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引进来，学术的标准引进来了，过去按传统党史的那种写法也有问题了。　

　　过去写政治史，哪怕写外交史经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严格的规范。编辑提出要注释，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话就免了，因为资料保密，没公布啊。但是这种作法在历史学界不行，你要把东西发表出来，就非把你的资料出处注明白不可，而且具体要注出哪些资料信息，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的。就当代政治史研究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找理由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凡写上层政治活动，总是有一些关键资料没有公开。有些研究者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能够看到那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写，可以研究，但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要想发表水准较高的研究杂志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释出处，或注释不全，就不行。这种情况的影响很大，它导致当代史的整个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为越是上层的资料越难利用，但越往下层，档案资料的开放度越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像今天的当代史研究，应该说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史这块，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从城市到乡村，什么问题的研究都有。同时就是文化、思想、人物这块也比较火，特别是文化史研究。过去比较多的、单纯依据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较少了。　

　　韩钢：这些年来，人物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比较出色。　

　　杨奎松：李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研究者。　

　　韩钢：对，比较早，他从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找到了大量专案材料，还做了不少访谈。他编辑的《一叶知秋》，资料来源就是从旧货市场购买的杜高专案材料。　

　　杨奎松：原来潘家园的这类旧资料很便宜，后来被一些做买卖的人发现其中有些有文物价值，结果弄得越来越贵。还有不少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私人书信、墨迹，90年代的时候真东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辉等，当年就弄了些好东西。包括一些外国研究学者，他们做得都比我们早。　

　　韩钢：对党史、当代史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高校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开始做当代史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社会史，利用大量地方档案，同时利用民间的东西。　

　　历史系教师研究当代史与党史研究有不同之处，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对社会层面的问题做研究、做梳理，而不仅仅是聚焦高层和精英；还有一点是研究方法很规范，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和概念出发，而是先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然后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冲击了那种传统党史研究的套路。　

　　杨奎松：十几年以前，多数开始涉足当代史研究的人，思想还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因为着眼于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7年胡绳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讲过一段话。他讲：你们写的其实多半都是会议史，党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他说，应该多写人民群众，你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吗？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民国期间对华人学者的影响就很大。像周锡瑞、毕克伟等美国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特点，他们也研究中共党史，也研究中国当代史，但他们的研究眼光总是比较偏向社会底层，偏向社会文化。这也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很多人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层面，现在的趋向是，越年轻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离政治越远。　

　　韩钢：毕克伟，还有弗里曼、塞尔登他们，从做农村开始。　

　　杨奎松：美国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路子了。他们中许多人年轻时就扎到中国的农村中去，直接到社会基层去体验和了解一切，具体做到一个村子，并且多年跟踪。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研究者。　

　　王海光：这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度有关系。中国学术界逐渐与西方学术界接轨，他们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课题也搬过来了。比如性别史，特别是女性史，受国外影响非常大。　

　　杨奎松：这也是历史学界引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过去也有妇女史方面的研究，但工运史研究、青运史研究之类的研究一样，基本上都是党史的，或政治史的研究路数。2000年以后地方档案陆续开放后，不少学生开始尝试从这样的视角研究问题，因此出来一批做婚姻法问题、做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学生论文。这样的研究虽然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成功，但过去一般是不会去做的。今天随便翻一下历史学硕、博论文网站，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题目。跟政治史沾边的，特别是直接讲精英政治历史的论文，很少很少。　

　　不管这样一种研究趋向还存在怎样的问题，但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使得我们的历史研究逐渐开始转到关心普通人，关注大众和社会了；也使我们看待历史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视角、那种关怀和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政策制定，为什么制定这个政策、怎么制定的、理论是怎么回事、动机和意义是什么，大都讨论的是这些东西。现在很少历史研究论文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下来以后，一层一层下来有了怎样的变化，底下的人对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或有什么抵触，怎么变通，在具体的人身上或人群当中发生什么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害，今天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了。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王海光：这个趋势的变化带来的是学术视野的转换，目光由仰视转为下沉，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底层民众。目光一转换，一下沉，这就和过去的知识体系不一样，要填充很多新知识。传统党史研究的知识方法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应付不了了。哪怕你掌握了一些高层的材料，对这些高层材料怎么解读，也不一样了。要走出过去那种文山会海的历史叙述，就得做底层研究，那么解读史料的方式、研究方法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底层的材料、社会史的材料比较容易收集，谁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就做一个村庄史。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从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复杂性。　

　　【个案的碎片化和价值】　

　　韩钢：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韩钢：近年来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有一种批评，担心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抛开这类批评声音里的“政治含义”不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个人感觉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研究者做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本属个人志趣，而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最原始的意义都是还原事实，只是还原的对象各有侧重，微观关注局部，宏观关注全局。从思维方式上说，宏观研究还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杨奎松：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通过微观的研究和具体事例的研究，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有个学生做中共建国前后一个县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变动的研究，他本来的计划是想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两个点的考察和比较。后来我告诉他你精力不够，还是先集中做一个较好。　

　　他接受了，后来发现光这一个县这方面的情况就复杂不得了。光这一个县至少就有几种差别很大的区域，有山区、有平原、有临近城市周边，长期的商业化，主要种植各种各样经济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区域。光这一个县，因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等等的差异，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包括简单地按照土改时的政策规定讲剥削量和剥削关系，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办法具体落实。　

　　韩钢：无法涵盖非常复杂的当代史现象。刚才说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权状况。地权状况非常复杂，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千差万别。奎松有个学生做过上海郊区的征粮问题研究，仅仅是江南一带的地权状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会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的新的历史事实，所揭示出来的新问题，能推动当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这是研究趋势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现在看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基层档案，存在的数量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民间史料，民间史料看起来数量也不得了。虽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建有档案，包括农村都建立了档案保存制度，因而还是留下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个也就使得今天当代史面临一个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靠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靠中国今天已经不算少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阅读和利用这样大量的档案史料。这就出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情况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担心。兴奋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担心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微观史，宏观的判断历史学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其他对历史研究毫无概念的人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想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微观做起，尽可能多地由点到面，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再把碎片的、复杂的情况做一个整合，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判断来。但今天看起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现实的问题是，大家都研究微观史，非历史的宏观的结论性东西仍旧层出不穷，而且冲击影响还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应对？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序中引述过半个多世纪前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的傅衣凌的一个观点。傅当年就提出，民间史料和民间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区域中的情况很重要，但不应放弃对中国社会总的轮廓的说明的努力。不过这么多年来，哪怕是民国期间的农村史或经济史，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成果，仍旧不易发现。这也说明了要在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宏观史研究的成果，是多么的不容易。　

　　韩钢：海外关于中国当代史比较宏观的一些研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麦克法夸尔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台湾陈永发的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很宏观的，影响也很大。　

　　王海光：山东大学校庆那年，请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也去了。当时去的历史学者不太多，搞政治学、法律的比较多。在研讨会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他们问老麦，哈佛学派到底有什么方法？麦克法夸尔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就是从传统史学来考察问题的。我们哈佛学派也没有什么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研究中间所形成的。你们看，当我们国内学者还想寻求某种新工具，寻求某种新理论，或者寻求某种研究方法的时候，西方学者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的东西在搞，还是按照传统的治学方式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大道至简，并不是一定非要什么新方法。我们学界的问题就是方法太多，成果太少。　

　　韩钢：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关于“文革”起源和“文革”史的著作，还是很有一些见解的，而且他们很重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政治、分析“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著作最大的问题跟过去中国大陆的党史、当代史研究有点类似，对于社会层面的东西不太关注，或者说关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