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书法兴趣浓厚，晚年非常爱看字帖、墨迹。笔者作为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管理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件件往事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一、从第一次为毛泽东联系购买字帖、墨迹说起

　　我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据当时的记录，我第一次为他联系购买字帖、墨迹是在1972年10月12日。11日晚，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徐业夫告诉我们，毛泽东想要看几种字帖，并列出了具体书单。

　　通常情况下，凡毛泽东要看的古籍旧书，我们先是从旧书店购买，旧书店没有，再到有关图书馆借阅。如果书店里找到不止一种版本，且几种版本差不多，则先记账，暂不付款，都拿回去请毛泽东选定。选定后，将没选上的送回书店，再办理选定版本的付款手续。虽然当时古籍旧书很便宜，但毛泽东常常告诫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就要按人家的价格付款，决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

　　12日一早，我们就前往琉璃厂中国书店。这是北京地区当年收藏古籍旧书最多、最全的书店。按照要求，这次我们一共选购了4种碑帖：《宋拓九成宫醴泉铭》（1册）、《皇甫碑》（1册）、《宋拓化度寺碑》（南海伍氏珍藏秘本，1册）和《宋拓化度寺碑》（香叶草堂藏本，1册）。除《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这一种是1元钱，其他3种都是1元2角，4种字帖一共花了4元6角钱。

　　据当时的记录，1972年，毛泽东要我们查找字帖就这一次。但并不意味着他这一年只阅看字帖、墨迹一次，因为游泳池住地的书房里还存放有许多字帖、墨迹，毛泽东平时随手就可以翻阅。

　　1973年，毛泽东先后三次要我们查找字帖。第一次是3月16日上午，我们被告知毛泽东要看赵孟頫的楷书《道德经》字帖。赵孟頫是元代著名书画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他工书法，尤精正书、行书和小楷，所写碑版甚多，圆转遒丽，人称“赵体”。他存世书迹较多，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四体千字文》等。

　　我们先是到毛泽东书库中查找，没有找到，联系中国书店，也被告知没有，于是联系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帮助查找。同时请两家单位帮助查找，可以争取时间，也方便筛选。这次，北京图书馆找出一本《赵松雪书道德经》，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找出一本《赵子昂道德经墨本》。这两种字帖均为楷书，装帧样式也差不多，只是有一本字稍大些，我们将两本都送给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7月12日晚上，我们被告知毛泽东要看鲜于枢的字帖。鲜于枢是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他能诗文，工正、行、草书，尤以草书知名，存世书迹有《渔父词》《透光古镜歌》《石鼓歌》等。

　　毛泽东书库中有一本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元鲜于枢书杜诗》，送给毛泽东后，他表示，鲜于枢还有别的墨迹。13日一早，我们就联系中国书店和北京图书馆帮助查找。北京图书馆找出两种字帖：《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和《南雪斋藏真帖》（未集）中的《鲜于枢书石鼓歌》。中国书店也找出《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且与北京图书馆找出的版本完全相同。将这两种字帖送给毛泽东后的次日，他就把《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退给了我们，留下了《鲜于枢书石鼓歌》。这种字帖深受毛泽东喜爱，一直放在他的游泳池会客厅里，直到他逝世后归还给北京图书馆。

　　第三次是8月11日上午，我们被告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字帖、墨迹。怀素是唐代书法大家，僧人，字藏真，他精勤学书，以善“狂草”出名，存世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等。怀素的书迹，特别是其草书墨迹，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时常览阅。20年后，他又要找怀素的字帖，可见他对怀素的墨迹十分喜爱。

　　毛泽东书库中存有两种怀素的墨迹：《僧怀素草书千字文》和《怀素自叙帖》。这两种字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都看过。我们将这两种墨迹送给他的时候，他立即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新印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高兴地翻看起来。毛泽东告诉我们，怀素是湖南长沙人，是他的老乡，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学习草书，怀素堪称典范，唐代诗人李白还专门写诗《草书歌行》，赞扬怀素的狂草。这两种怀素的墨迹，毛泽东看后一直放在游泳池会客厅里。

　　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怀素的字帖：《唐怀素论书帖》、怀素书《唐圣母帖》（两种）、《怀素自叙帖真迹》（两种）、《唐怀素小草千字文墨迹》、《僧怀素书四十二章经》、《怀素草书千字文》（两种）、《唐释怀素圣母帖》、《怀素千金帖圣母帖合册》、《怀素秋兴八首》、《怀素藏真律公二帖石刻》等10多种。这些怀素的字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岁月，怀素的字帖也是毛泽东收存字帖中种类最多的。

　　二、从1974年4月开始，毛泽东阅看字帖、墨迹的兴趣愈加浓厚

　　据当时的记录，从1974年4月开始，毛泽东阅看字帖、墨迹逐渐增多，到8月份，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找选字帖，北京各家图书馆、博物馆找遍之后，又到上海、南京等地去查找。

　　1974年4月18日下午，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告诉我们，毛泽东要看字帖，要我们把原来存放在毛泽东书库中的字大一些的行书、草书等都挑选出来放在游泳池会客厅里。毛泽东书库中存放的字帖、墨迹，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从旧书店购买的，如《历代名人草字汇》《唐魏征墨宝真迹》《房玄龄碑》《寒香馆藏真帖》《雁塔圣教序记》《米南宫书法》《至宝斋法帖》《天香楼藏帖》《草书帖》《颜真卿书帖》《九成宫集字范本》《板桥书道情词墨迹》《历代草圣》《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包安吴论书诗真迹》《郑板桥行书真迹》《晋王羲之奉橘真迹》《标准草书》《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名人楹联大观》《行草章法》等。

　　也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出版社赠送的，如《宋拓宝晋斋法帖》（中华书局1960年版）、《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上海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等。我们一共挑选了230册，有的是带函套的，有的是夹木板的，用带斗的三轮车装了满满一车，于4月19日上午送到了游泳池会客厅，3个书架差不多都放满了。

　　230册字帖，且其中有不少是古今名人墨迹和学术范本，这对一般学习书法的人来说，是足够用的了。但这些并没有满足毛泽东晚年学习、钻研和阅读欣赏的需要。在这些字帖送给他大约两周后，他就要我们找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墨迹。

　　我们先是把毛泽东书库中存有的《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和《梁任公诗稿手迹》找出来送给他，这两种不是草书墨迹，且有的字写得比较小，所以不在之前挑选出的230册之列。

　　后来，我们又从中国书店购买了以下4种字帖：《孙中山遗墨建国大纲》（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1册）、《孙中山手札》（1册）、《康南海先生书开岁忽六十诗》（1册）和《康南海篆书诗稿》（1册）。北京图书馆又帮助找出以下8种字帖：《总理遗墨》（1册）、《南海先生戊戌书稿后跋》（1册）、《康南海手写诗稿》（1册）、《南海先生致梁任公手札》（2册）、《南海先生信札诗钞》（2册）、《梁任公临郑文公碑》（2册）、《梁任公手写妙法莲华经》（1册）和《梁任公临张迁碑》（1册）。以上有关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字帖、墨迹和手札，在送给毛泽东后大约两周退回。

　　6月3日下午，张玉凤告知，毛泽东要我们挑选田家英收存的字帖、墨迹中行草、大字本的给他。田家英从1948年10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他也特别喜欢欣赏名人墨迹，非常爱看碑帖、真迹字画，尤其对清代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的墨迹，长年坚持收藏。他收集清人墨迹，主要是为了研究清代历史。田家英去世后，他收藏的清人墨迹和其他图书资料等，全部随同毛泽东书库的图书单独存放，由我们代为管理。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我们把田家英收藏的1000多件清人墨迹，全部翻了一遍，凡行书、草书，且字写得比较大的都挑了出来，一共挑选出近100种200余件。

　　送给毛泽东的这一批清人墨迹，书法价值较高的草书墨迹并不多，有些书法水平较高的行书、楷书墨迹字写得又太小，还有些墨迹装帧特别讲究，有的用木板夹着，有的木板外面还用布套，有的是厚厚的册页，翻看起来很不方便。因此，这一批字帖，毛泽东翻阅一遍后，除《名人楹联真迹大全》《龚自珍墨迹》《鲁迅先生墨迹》《支那墨迹大成》《郑板桥真迹》等少数字帖还时常翻阅外，其他的就翻阅得很少了。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毛泽东要看《三希堂法帖》，要我们把他身边存放的那套老式装帧本《三希堂法帖》重新改装一下，可重新装帧不是一日功夫可成。从6月下旬开始，我们又先后从我们代管的其他几个人的图书中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选出一些字帖送给毛泽东看。

　　三、毛泽东喜爱看的字帖、墨迹

　　1974年7月31日，中央办公厅指示我们要再找一部分字帖送毛泽东研阅，还提出了5条要求：第一，字要大些，清楚的；第二，本子要整齐点，不要太破的；第三，本子不要太厚、太重，要便于毛泽东拿着看的；第四，字体不限；第五，要快些找，快些送。

　　指示和要求都很明确，找选字帖就成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从7月31日到8月14日，整整半个月时间，我们从北京有关单位找出来送给毛泽东的字帖共计92种174册。据当时的记录，除了毛泽东看完陆续退还给有关单位的，还有一些字帖（共21种）他一直留在身边，时常翻阅，直到他逝世后才分别退还给有关单位。

　　留下的这些字帖、墨迹，除个别外几乎都是线装本，字都比较大，也比较清楚，差不多都是行书和草书字体，本子都不太厚，也都比较轻。从墨迹内容来看，这些字帖近一半书写的是古诗或古文，使读者既可以品味书法艺术，又可以欣赏古诗古文，一举两得。毛泽东晚年爱看什么样的字帖，从中也能看出些端倪。

　　从8月14日到12月初，毛泽东没有再向我们要过字帖。12月6日，张玉凤又告诉我们，还要找一些字帖，要大字，本子小，拿着方便亦看得清的为好。于是，我们根据要求，从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借来字帖、墨迹等分两批送给毛泽东，一批是15种119册，一批是9种70册，每一批都用两个皮箱装着。

　　这样，北京有关单位收藏的适合毛泽东看的字帖，能找的差不多都找了。如果以后毛泽东还要看字帖，我们如何继续找选呢？为便于今后的工作，我们借这次送字帖的机会向张玉凤提出了上述想法。她回复，有关继续去选适合毛泽东看的字帖，可等这一部分看过后再办，并附上5种字帖说：此5种字帖毛泽东较喜爱，本子不很大，也很清楚，又有些内容。这5种字帖是：《楹联墨迹大观》第4册（高野侯编辑，中华书局1928年版）、《玉虹鉴真帖》（载有李长吉诗的一册）、《怀素自叙帖》、《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年版）和《南宋赵孟坚自书诗》（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在翻阅这5种字帖时，我们发现，《楹联墨迹大观》这册中“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的联句旁，毛泽东用红铅笔画了两个大圈。这册《玉虹鉴真帖》中有毛泽东爱读的唐代诗人李贺的诗，李贺字长吉，毛泽东在这一册封面题签字旁用黑铅笔写了“李长吉诗”四个字，并用红铅笔在这四个字的旁边粗粗地画了一条曲线，在字的上面画了一个大圈。《玉虹鉴真帖》是套帖，一套24册，在写有19首古诗的另一册上，毛泽东又用红铅笔在封面上画了两个大圈，表明他对这册字帖的喜爱。

　　《怀素自叙帖》等有关怀素的字帖，毛泽东都爱不释手，百读不厌。1974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就将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册《怀素自叙帖真迹》赠送给了他。《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南宋赵孟坚自书诗》这两种字帖，毛泽东也都有圈画。这些都从侧面表明，毛泽东看字帖，不光是看字，而且是看诗、看文，是另一种形式的看书。有风格的行书、草书，加上书写的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诗词、文赋等，这样的字帖是毛泽东最爱看的。

　　毛泽东晚年翻阅字帖、墨迹，钻研书法，主要在于休息。工作间隙，夜晚办公疲倦时，他常常练习书法，或书写历朝著名的诗词曲赋，或书写鲁迅的诗句，或书写他自己的诗词。他常说，看文件、看书累了，练练书法，调节调节大脑，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因此，找选字帖、墨迹不能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身体、视力等。就是说，既有书体的要求，又有书写内容的要求，还要有开本、装帧式样、墨迹清晰度等的要求。除了字体、书写的内容是他喜欢的，字还要大些、清楚些，因为晚年毛泽东视力减弱，字小看不清；本子要小一点、轻一点，不能太厚、太重，不能太大，因为晚年他常常半躺在床上看书，太厚、太重、太大，他拿着不方便。

　　12月15日，张玉凤退给我们4册字帖并附上一张便条：“这四种字，首长不喜欢看。”“这四种字”是：《柳公权书神策军碑》（选录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钱南园书正气歌》（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和《南苑团河碑记》上下册。

　　毛泽东喜欢看什么字帖、墨迹，不喜欢看什么字帖、墨迹，具体的条件和要求我们以前理解和掌握不够，所以前前后后找出的字帖、墨迹不少，但深受他喜爱的不是很多。这次送给他的4皮箱字帖、墨迹，除了挑选留下的5种，其余的看后很快就全部退回来了。留下的5种字帖是：《话山草堂帖》（1函6册）、《筠清馆法帖》（1函6册）、《话雨楼法书》（1函8册）、《寒香馆藏真帖》（1函6册）、《采真馆帖》（1函6册）。留下的这5种字帖一共32册，这32册中，也并不是全部都是毛泽东喜爱的。显然，这一点字帖是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阅看、钻研需求的。

　　四、去往上海、南京为毛泽东找选字帖、墨迹

　　没过多久，张玉凤告诉我们，还要继续找字帖，北京如果找得差不多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可以去外地再找找。经和有关方面商量，第一站，我们选择了上海。1974年12月21日晚，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火车上，我们根据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我们提出的5条要求，张玉凤给我们写的便条，以及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对毛泽东阅帖偏好的认识和理解，拟定出了找选字帖、墨迹的6点具体要求：

　　第一，范围是有风格的行书、草书字体的法帖、石刻、碑文、墨迹、真迹、楹联、书简、信札等；第二，字要大些，看得清楚的；第三，书写的内容最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诗词、文赋或富有哲理的联句、言论等；第四，装帧的本子最好是线装的，不要太大、太厚、太重，开本要小一点、薄一点、轻一点的，便于毛泽东自己拿着看的；第五，能找多少找多少，越多越好；第六，要快找、快送，找出一部分先选送一部分。

　　我们22日到达上海，23日，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就陆续将他们先找出的一部分字帖、墨迹送来。我们从中选出《松雪草书墨宝》等25种26册送给毛泽东。这25种字帖、墨迹，都是行书、草书体，大部分是草书，字又大又清楚，本子也都不太大、不太厚，差不多都是线装本。这些都是在北京找字帖过程中没有看到的。

　　随后两天，上海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又陆续找出一部分字帖、墨迹送来，这次找出的字帖、墨迹，字体基本上都还是行书、草书，但不少字帖本子太厚，有的是带木板的，有的是套帖老式装帧本，有的还带有精致的函套。如果从研究版本、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字帖可能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我们从中挑选出《明莫云卿草书山居杂赋卷》等17种送给毛泽东。这样，在上海前后一共选出字帖42种。

　　我们的第二站选择了南京。29日到达，30日上午南京图书馆就最先送来一部分字帖、墨迹。下午，其他几家单位也陆续挑选出一些送来。我们从中首先挑选出《张旭草书李青莲序》等19种送给毛泽东。这19种字帖大部分是草书，特别是被并称为“颠张醉素”的唐代两位狂草大家张旭和怀素的两件墨宝实属罕见，还有日本书法家上田桑鸠的草书范本等也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12月31日和1975年元旦这两天，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又相继找出一部分字帖、墨迹送来。我们从中挑选出《王梦楼寿屏十二轴全册》等20种送给毛泽东。又过了两天，有关单位又相继找出一部分字帖、墨迹送来。后来送来的套帖、厚本子比较多，单册的线装本越来越少了。

　　我们又从中精心挑选出《快雪堂法帖（1-5）》等7种35册送给毛泽东。这样前后加在一起，在南京一共选出字帖46种。

　　1975年1月12日，张玉凤告诉我：“首长说你从上海、南京找来的字帖、墨迹都很好，他都喜欢看。现在他正在翻阅。首长说暂时可不找了，待这一批看过后再说。”

　　不过从这一次之后，除1976年2月，毛泽东要我们为他购买过两种字帖外，一直没有“再说”。上海、南京之行是我们为毛泽东最后一次成批地选借字帖、墨迹。从上海、南京借来的88种136册字帖、墨迹，大概是由于毛泽东喜爱的原因吧，他生前一册也没有退还过，一直放在身边。有些字帖，毛泽东不知翻看了多少遍。直到1979年2月底，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我们才将上海借来的42种48册，南京借来的46种88册字帖，全部如数退还给了相关单位。

　　从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最爱看有风格的、字大清楚的、开本适宜的线装本的行草且书写的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诗词文赋一类字帖和墨迹。从上海、南京两地借来的册册字帖和墨迹，伴随毛泽东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岁月。

　　作者徐中远，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