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积极倡导、支持和推动国史编研的开展，并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挤出时间致力于编研国史，潜心解决国史编研中的各种重大和疑难问题，为党领导的国史编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大力推动国史编研

　　1977年11月，胡乔木被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首任院长，未等中央的任命通知发出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启用，他便以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上报国家计委。在这个设想中，他提出今后三年要编写的一批各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和工具书以及14个需要新建立的研究所，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

　　接着，胡乔木在1978年1月社科院科研规划制定动员大会上，详细阐述了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有关新增研究所和设立重点课题的想法。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各研究所计划里应首先增加的最基本的著作，并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会后，他主持制定了《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前者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后者报送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宣传动态》上刊出。在《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中，原设想新建的14个研究所被扩充为40个，并将原拟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中，除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外，还列出许多属于国史中专门史或专题的题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抗美援朝战争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与帝国主义、人民中国外交史、中国农业生产合作化史、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卫生与体育、财政金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大寨和学大寨运动、大庆和学大庆运动，等等。另外还列有许多与国史相关的题目，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从井冈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土地革命史、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等等。

　　在主持制定社科院科研规划的同时，胡乔木又倡议和指导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定，并草拟了《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供讨论修改使用。在这个初稿中，重点课题和主要著作按学科分为20类，《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被列入史学类，与国史有关的其他选题，则被分别列入了相关学科类，并增加了一些与国史有关的新选题。例如，在教育学类里，增加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基本经验”；在文艺理论类里，增加了“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在民族学类里，增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新闻学类里，增加了“建国以来我国新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几个理论问题”；在博物馆学类里，增加了“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博物馆事业建设工作经验”。

　　囿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于是，胡乔木组织成立了三个写作组，分头负责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为使这三个组尽快开展工作，他出面找人谈话，还亲自为他们找办公地点。以后，中国社科院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室，放在近代史研究所里代管。

　　1982年4月，胡乔木考虑自己除了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还身兼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两个部门的主任，实在难以拿出精力再做中国社科院的工作，故决意辞去了院长一职。就在辞职一个月后，鉴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正式通过，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向社科院建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并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积累资料，也是为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全党工作。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中国社科院上报了组织编纂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方案，明确其意义之一在于“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该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宣传部出面部署，中国社科院、新闻出版署和后来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实施，先后动员了约10万多名学者、干部参与编写工作。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设卷，历时15年，陆续出版了152卷、211册，总计1亿字、3万幅图片。它的出版为国史编研的开展提供了翔实资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胡乔木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时常挂念国史编研工作。1989年底，他根据“八九”风波的教训和《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工作取得的成果，再次提出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意见，并对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的负责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半年后，他借鉴中国古代重视国史，设置国史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杨尚昆、薄一波和他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郑重建议成立行政上由中国社科院代管、政治上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指导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报告指出：“我国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极需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当代所成立后，陆续创办了国史研究的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和负责出版国史类书籍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成立了挂靠在当代所、负责联系全国国史学界同仁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创办了学会刊物《国史参阅》，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培养国史研究高级人才的国史系，使国史编研终于有了开展工作和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的基地。

　　二、悉心指导国史编研

　　国史编研工作应从哪里着手，这是国史编研机构面对的首要问题。前面讲到，胡乔木曾三次提议设立国史编研机构，同时，他还都提出要先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第一次是他刚到社科院，提议建立包括现代史研究所在内的一批新所，指出现代史研究所的第一个任务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第二次是他在现代史研究所一时难以组建的情况下，提议先建立一个现代史研究室，指出研究室的任务之一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第三次是他1989年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再次指出这个所要“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

　　历史分期，即给历史断限，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研究，也为引导人们认识历史阶段性特点的一种方法。在不同的背景下，出于不同的标准、角度，史学工作者对同时段历史的分期往往是不同的。就在胡乔木提议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时，他具体谈了对国史分期的设想。他把1949～1989年的50年分为9个时期，即1949～1952年，1953～1957年，1958～1962年，1963～1965年，1966～1971年，1972～1976年，1977～1978年，1979～1984年，1985～1989年。这一设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一定角度提出的，今天看起来并不一定那么妥当，但国史工作者仍可从中受到启发，把它作为研究国史分期问题的一种参考。

　　既然我们党有党史研究及其工作机构，为什么还要进行国史研究、成立国史编研机构呢？这是一个要推动国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就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对此，胡乔木虽没有直接回答过，但从他的有关谈话中，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见解。有一次，他在谈党史编写的工作时说道：党史要跟政治史、军事史相区别，党史是党史，跟党史太远的事情不能成为党史的正式篇幅。这个话反过来讲，不就是说政治史、军事史要和党史相区别吗？1979年8月，他在同社科院文学所同志谈有关当代文学史研究对象时指出，当代文学史要以在社会上发表过并得到社会上一定评价的文学作品为对象，要紧紧围绕主要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继承和区别来研究，而不应过多描述政治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影响，不能把文学史写成作家的活动史、传记集。政治必然会影响文学，文学史也必然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如在评论某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时不可能不说到它的思想政治意义，但不应夸大政治对文学对作家的影响。新中国出版的好作品很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合乎规律的表现，但不能把它看成是政治领导或政治批判的结果。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不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而是另一种历史研究的任务。在这篇谈话中他还指出，科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等等研究的对象，也只能是科学、哲学、经济本身发展的实际成果和变化，而不能变成科学管理史、哲学批判史、经济政策史。这些意见所针对的文学、科学、哲学、经济学学科中的当代史问题，虽与国史学科的专门史研究并不完全相同，但它毕竟触及了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因此对国史编研的开展，尤其是如何区分国史与党史研究、如何界定国史学科各专门史研究的内涵，都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除了国史编研本身的问题以外，胡乔木有关历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大量论述，许多对国史编研也同样起了和继续起着指导作用。这些论述主要有：

　　第一，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胡乔木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也就是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不可能不首先弄清楚那个问题的历史，其中包括当代的历史，即历史在当代发展的各个侧面。如果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从历史上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有说服力地对现实问题作出判断，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生活在历史中间，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跟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同这些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历史，同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争执的历史，同一些国家相互冲突的历史。我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有许多历史问题。即使汉族也是许多民族逐渐融合起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外来成分。中国的文明并不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正如我们的文化渗透到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去一样。这些历史也常常成为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从而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二，历史研究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胡乔木指出，历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研究，如果仅仅是记录过去的史实，那并不构成历史学。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此，史学界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这种学习和掌握不应是教条式的、简单化的，而应像毛主席经常说的那样，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原理；要把它当成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终点。另外，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学都不是科学或完全不是科学，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全都不是科学或没有科学的成分和价值。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不断用历史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提供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和以后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或没有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成果。因此，除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他一切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也要学习。

　　第三，历史研究必须掌握基本功胡乔木认为，研究历史，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功，但它不是唯一的基本功，不能用它来代替其他科学的方法。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懂得年代学、职官学、地理学、目录学，还要通晓古汉语。研究世界史，必须精通对象国的语言和历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必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另外，还要学会搜集、辨别和筛选资料。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必须狠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行路的向导，路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多大的努力。

　　第四，历史研究要放宽视野胡乔木在1980年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多年来我们有意识地或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现象，就是集中和消耗了过多力量，用于编纂通史。通史可以越编越好，但如果不是依靠许多断代史和专题研究，它的前途是有限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既不属于断代史，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题，例如，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这些几乎没有什么人研究。我们要把中国的历史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必须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显然，胡乔木对历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讲的这些意见，也应是国史工作者遵循的原则。此外，胡乔木在指导党史上卷的写作过程中，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如何撰写史书的见解。例如，他要求编写历史一定要分析当时的形势，不仅要分析党内形势，也要分析那个时期的整个政治形势，以理清头绪，把历史线索搞清楚，把历史脉络写清楚。要夹叙夹议，史论结合，把历史发展的关键点出来，并讲出道理，以体现思想。不能光看档案写历史，简单罗列历史现象。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要向司马迁写《史记》学习，着重写人物，不仅要写党的领袖，而且要写与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写一些在革命斗争中起过作用的小人物，显示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另外，还要写一些反动人物。对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注重事实，既不要拔高、溢美，也不要任意贬低。在写到某个人时，要对这个人作个简单介绍，使人感到亲切，随时给人以知识。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者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要用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写出来，写得引人入胜，让人读起来眉飞色舞。要多用历史事实说话，如引用当时报纸的反应或各种人物的评论。要有一些历史过程的镜头，让人看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要抱着对党史、对革命先烈的满腔热情来写历史，笔端要常带感情，用可歌可泣的文字书写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上述意见虽是就党史编写而讲的，但其精神对编写国史也都是适用的，同样值得国史工作者认真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