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对推动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事业向前发展同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结合新中国历史和国史研究的实际学习十九大精神。这样做有助于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也有利于推进国史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新中国历史中划分出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表明，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而且对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进一步分期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目前，国史学界对于新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分期，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但有几个基本分期是多数人都不否认的，如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6-1978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探索时期，1978年以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史中，1978—1992年是改革开放初期，1992年以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等于改革开放，因为前者除了改革开放，还有四项基本原则，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但如果说到历史时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完全同步的。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之日，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之时。所以，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开放史相应出现了一个新时期；而且这个新时期不是相对改革开放史中哪一阶段说的，而是相对于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说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明确的只是这个新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问题，只要搞清楚了新时代开始的时间，也就自然解决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开始的时间并非哪一天哪一日，而是一个历时五年的过程。具体说，这个过程起始于十八大之后，完成于十九大召开。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下简称“7·26”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 

　　在“7·26” 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②]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说：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看出，无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是十八大之后的五年。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展，这些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也发生在十八大之后。 

　　从党的八大到十八大的54年里，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除了1957年，特别是1962年到1978年那些年之外，都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历史表明，这么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在不这么说的那些年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自从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之后，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十九大报告看，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二，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进入世界前列，不仅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实现了小康，不久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次，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方面，除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的要求也显著增长。再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生产的质量效益还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不够高，生态环境保护欠账较多，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领域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也有待提高。面对这些实际情况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显然已不能再简单局限于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社会生产也不能再笼统说成是落后的了；实事求是地讲，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由物质和文化两方面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生产的落后也已经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明显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可以看出，我国国际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而实现的前所未有的提升，也主要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的五年。尽管我们党和国家无论力量强弱，从来是不信邪、不怕压的，但由于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致使新中国的国力有一个逐步恢复、强盛的过程，从而限制了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余地。正如邓小平1985年所说：“世界上的人在讨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他还说过，到了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③]从1985年算起，32年过去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六番多。与此相适应，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逐步提高，对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开发战略的同时，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接连举办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习近平主席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汇聚成国际行动，使我国显著增强了在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有了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重大进展，显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也好，我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好，当然不是说我国已经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会发生部分质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说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八大后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过程中出现的“部分质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的表现。 

　　第三，党的十九大宣布2020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对今后30年作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以来，对什么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标志，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表述。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说过，到21世纪初，“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⑤]；又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⑥]这表明，在他看来，用一百多年时间将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了复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现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人民温饱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20世纪末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眼看也要实现了，剩下的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报告又明确指出，十九大到二十大之间的五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先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15年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明确指出，这30年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有这些等于向世人表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也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里，如果说前30年是为中华民族复兴打基础，中间40年是为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而奋斗的话，那么后30年主要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将即将过去的70年和未来30年作出如此明确的阶段性区分，当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到十九大之间逐渐进入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史乃至新中国历史从2012年到2017年之间逐渐开启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与此前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割裂的，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同样是螺旋式上升的。因此，以2012年为界给新中国历史划分出的新时期，是经过改革开放前近30年、改革开放后30多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五年的接力奋斗，螺旋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的时期，是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继承、综合发展的时期，是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时期，是人民群众期盼已久和热烈欢迎的时期。 

　　二、充分认识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总结、融汇运用对于校正改革开放前进航向的重要意义 

　　总结国史经验，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总结失误及遭受挫折的教训；既用今天的眼光总结经验，又要把经验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总结；既分别总结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验，又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宏观总结。然而，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启示我们，当前最值得注意的，应当是既总结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 

　　只要稍加回顾就会看到，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对于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一直是十分注意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十分重视对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问题出在一度把社会主义阶段看得过短，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口号。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总结了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中还存在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与此同时，党内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散布“私有制最符合人性”，“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改革开放不存在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等等谬论。对此，历届党中央都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要有很长时间，但它并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今后还是要向更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代表党中央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⑦]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⑧]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用明确语言表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⑨]此后，党中央每当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总是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作为“最可宝贵的经验”[⑩]、“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11]。可见，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顶住各种错误思潮，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是一个重要原因。 

　　再如，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依然重视政治对各项工作的引领作用，但也出现过“左”的偏差，如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错误口号，甚至对于一些思想认识、学术和技术性问题也“上纲”到政治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偏差，把工作重心转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时又出现了忽视政治的偏向。有人认为，凡是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就是“左”的“流毒”，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利于解放思想”；还提出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要给干部“松绑”，要“允许反革命言论自由发表”等等。这种错误倾向，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权钱交易等歪风邪气。对此，历届党中央都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表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12]“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13]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4]他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的反思，主要也是集中在政治方面，比如，说过去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指出过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有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惩治腐败抓得不紧、防止两极分化缺少措施、对于党内特别是中央出问题警惕不够等等。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上世纪90年代，党内还专门开展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这说明，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能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也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验联系起来的结果。 

　　再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十分重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对公有制求大求纯、在分配领域偏重平均主义的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私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等方针、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这时，又出现了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企业、攻击国家宏观调控的舆论，胡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要让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的形势加剧，不仅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而且给右的和极左的两种思潮提供了口实，就连西方舆论也借机嘲讽。对此，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5]“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16]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7]他还提出过农业改革、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18]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八大之前也作了一些调整，强调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相应提高了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也表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是注意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看的。 

　　然而，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如果时间不够长、空间不够大，问题就会暴露不充分，经验总结也会缺乏广度和深度。党的十八大召开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4年，不仅扩展的空间更大了，而且时间上也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29年，这都在客观上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从而为人们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和运用，提供了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科学论断，反对和纠正把这两个历史时期互相割裂和对立的任何偏向，从而为贯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验，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和更加有利的主观条件。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联系方面，才可能产生比以往更加自觉的行动和更加显著的成效。对于这一点，看看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显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就会十分清楚了。对此，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更加鲜明的人民性。 

　　改革开放后，一些同志对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缺乏警惕，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可趁之机，导致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到党内政治生活；还有人散布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陈旧观念”，提出“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等谬论，造成一部分党员宗旨意识淡薄、“四风”问题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贪腐现象愈演愈烈，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加之少数人打着改革旗号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引起广大基本群众不满，威胁党的执政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全党要不忘初心，不断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要给人民获得感。 

　　早在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会见中外媒体时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在同日发表的《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的六个方面工作》一文中他又指出：“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0]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21]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他又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22]针对所谓“我们党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言论，他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2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阐释。报告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从“顺应人民意愿”到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到“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到“把人民利益始终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到“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级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从“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从“人民群众反对、痛恨什么，我们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到“凡是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等等，处处闪烁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光芒。直到最后一个自然段，报告仍然引用《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古训，借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道理。如果要比哪个词汇在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恐怕非“人民”一词莫属。像这样通篇强调、贯彻党的宗旨的报告，在历次党代会中是不多见的。这足以说明，鲜明的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二，更加鲜明的革命性。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人以此为借口，反对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甚至提出什么“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要给共产党改名”、“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荒谬观点和主张，使“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等词汇一度被一些人当成“左”的代名词。其实，革命并不完全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们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来说也是革命。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强调：这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这里说的革命，就是指这种意义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他所说的革命，也是指这种意义的革命。 

　　强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而是要求共产党人牢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防止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时迷失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谬论，引用陈云关于“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话，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他针对“给共产党改名”的议论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24]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他针对一些同志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现象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远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25]所要表达的还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的一种表现，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我们也拿不准，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们看得到，所以敢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敢提，‘两个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就能实现了，看得挺准，更敢提······我们要坚定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26]“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27]他还说过：“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28]“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29]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只要同历次党代会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在这个报告中，“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等词汇出现的频率同样是相当高的。比如，报告重申习近平总书记过去五年来一再讲过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持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回顾党的历史部分，报告一上来就引用毛泽东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报告除了继续使用历次党代会所使用过的“革命军人”这一概念外，还首次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有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所在。 

　　第三，更加鲜明的斗争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在一部分人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甚至一度面对走私猖獗、腐败成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宗教极端势力和各种分裂势力的挑衅，也不敢理直气壮采取处置措施。有人还曲解邓小平理论，用“不争论”为不作为开脱。针对这些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大力倡导我们党一贯的战斗作风、原则立场、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在从严治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反对台独、疆独、藏独、港独分裂势力等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说：“我国曾经有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30]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31]“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32]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的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33]他批评“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34]他告诫“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35]他还引用毛泽东关于“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36]的格言，借以倡导发扬共产党人应有的战斗风格。 

　　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样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报告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报告提出，要“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要“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行为”，号召全党充分认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 

　　在讲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时，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同时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在讲到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问题时，报告指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要“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上，报告不仅肯定了十八大以来“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要求全党“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反对“好人主义”，防止和反对“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并且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全党要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报告还在论述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时指出：要“突出政治标准”，“旗帜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像这样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性、原则性、斗争性，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是很少见的。这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大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改革开放的前进航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党中央除了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之外，贯通总结、融汇运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对于国史工作者，对于国史经验的研究，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除了要认真领会报告的主题、观点外，也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便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统一起来观察、联系起来总结，努力从新中国成立68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分析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力求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更全面，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智力支持。 

　　三、充分认识树立正确历史观对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史立国的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又对历史高度重视。我们党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华文明的这一优秀传统，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几乎无一不就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问题，发过文件、下过指示、作过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也十分重视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学习、总结。不过，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在强调重视历史时的侧重点也有一些不同。从2007年他到中央工作十年来发表的大量讲话、谈话、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些侧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更加重视对国史的学习和宣传。过去，由于新中国历史还不长，国史研究还没有开展或开展不久，因此，国史较少被人们提及。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新中国已有了58年历史，国史研究也已开展了近30年。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经验总结时，往往是把党史和国史并提的。比如，他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37]他还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38] 

　　其次，更加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过去很长时间里，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蔓延的错误思潮，主要表现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鼓吹私有化和彻底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等等，旨在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的历史虚无主义还不十分突出。但自从后者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过程中起到显著作用后，便开始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泛滥、甚嚣尘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显示了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每当强调要重视历史学习、树立正确历史观时，总是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做为或明或暗的靶子。比如，党的十八大刚开过不久，他就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培训班上讲话（以下简称“一五”讲话），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39]5个月后，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进一步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0] 

　　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更加重视正确历史观的树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精神、道德对经济、物质、社会的反作用，也非常重视人们的历史观在文化、精神、道德领域的重要地位。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41]“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42]“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43]“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44]他强调：“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45]“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比如，像戚继光抗倭、冯子材抗法、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历史，都要深入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创作更好更多的精品力作，以长中国人志气，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46]“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47]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强调认真学习和正确看待国史、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文明素质、端正人们是非观和美丑观，还是强调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防止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结起来，核心和关键都在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关于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样有充分反映。报告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三小题，标题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篇幅不长，在讲到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时，着重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这说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来，历史观不仅和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思想道德建设、理想信念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前面说过，习近平总书记自从到党中央工作以来的十年，围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体现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五点。 

　　第一，要站在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认识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48]“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49]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50]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51]他指出：“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52]他要求对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行，“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他说：“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53]“‘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 [54]他指出：“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55]他针对一些在重大原则问题同党中央唱反调的党员干部强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56]他表扬敢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说：“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股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歪风，我们一些主流媒体及时发声，用史实说话，为英雄正名，发挥了弘扬正气作用。”[57] 

　　第二，要通过正确分析、把握党和国家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研究和宣传党史国史。 

　　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就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历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具体说了五个“揭示和宣传”及一个“坚决反对”，即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58] 

　　以上论述表明，在习近平看来，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就是指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这三个社会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辉煌成就，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犯过错误，有过挫折，给人民事业造成过损失，但只要拿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胜利、成就、经验和传统、作风，同这些缺点、错误、挫折、曲折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和本质，什么是支流和现象，就会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提出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当然不是为了回避党的缺点、错误和党史国史中的挫折、曲折。否认客观存在的错误，掩饰错误或为错误辩护，甚至把错误说成正确，同样是不对的。但必须明确，我们正视错误的目的，应当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意在“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59] 

　　第三，要通过正确分析、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批驳污蔑党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种种谬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我们党95年前建立的历史背景和95年的奋斗历程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60]这就是说，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壮大，完全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这种需要和条件，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以及自身战略、策略的正确有效，而不是主要靠所谓“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情报工作和破译密码的作用”。 

　　对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1]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62]这些论述的关键词是“不失时机”、“创造性地完成”、“成功实现”，是“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当年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是为中华民族抓住了一次历史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 

　　第四，要通过正确分析、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批驳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的种种谬论。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根本制度究竟变没变？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重要讲话中曾给予过十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63]这个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根本制度。 

　　在那次讲话中，习总书记还用很长篇幅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三个论据和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地决定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64]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65]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四点结论，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确实有很大差别；党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进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一样的，相互关系是内在一致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则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剧变那样的危机；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绝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而应当把它们看成是坚持与被坚持，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由于习总书记的论述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说理彻底，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戳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 

　　习总书记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66]就是说，这是一个涉及政权安危的问题。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要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大张旗鼓地宣传、阐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引导广大群众、青年学生识破将它们加以割裂和对立的荒谬性、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群众树立对新中国的历史自信。有了历史的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五，要通过正确分析、把握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功过得失，批驳污蔑党和国家领袖的种种谬论。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总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否定了革命领袖，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识破了他们的这一阴谋，明确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67]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一五”讲话中引用这段话后，紧接着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68] 

　　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攻击、污蔑毛泽东的一个主要手法是抓住他晚年的缺点、错误大作文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回避，而是从正面回应，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以此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争取广大群众的认同。他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69]他说：“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70]这些充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精神的论述，说理透彻、义正辞严。只要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污蔑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言论放到这些论述面前，就会显现出它们色厉内荏、苍白无力的原型。 

　　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上一系列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作为国史工作者，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要着重学习、领会、掌握其中有关树立正确历史观的论述精神，自觉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国史研究，用国史研究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服务。 

　　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是党领导的社会组织，同样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自己的首要政治任务，用十九大精神推动国史研究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作者在2017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 201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⑧]《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⑩]《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1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20]《求是》，2013年第1期。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页。 

　　[22] 201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2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 

　　[24]《求是》，2016年第11期。 

　　[25] 2016年7月2日《人民日报》。 

　　[2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页。 

　　[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页。 

　　[28]《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9]《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30]《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3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3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33]《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3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3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 

　　[37] 2013年3月3日《人民日报》。 

　　[38] 201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3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40]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201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4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4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4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44] 201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45] 201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4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5页。 

　　[47] 2011年9月5日《学习时报》。 

　　[48] 2015年9月3日《人民日报》。 

　　[4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50]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201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51] 201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5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5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5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5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8页。 

　　[5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57]《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7页。 

　　[58] 201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59] 201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60] 2016年7月2日《人民日报》。 

　　[6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0-691页。 

　　[62] 2016年7月2日《人民日报》。 

　　[6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 

　　[6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6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5页。 

　　[6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页。 

　　[6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6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69] 201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7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