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献和研究基本状况

　　为了完成祖国统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地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来解放台湾”；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和继承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形势，进行了一系列发展和创新，为解决台湾问题做了新的贡献。研究中共对台政策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由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台独”分裂的日益猖獗，总结各个时期中共的对台政策的经验和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对台政策研究逐渐增多。

　　在总结各个时期中共对台政策的经验的研究中，一些文献资料的出版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参考。例如，《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辑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有关问题的重要文献，收录了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关于台湾问题的资料，是一部有价值的重要工具书。全书有四编和两个附录（第一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和谈话；第二编：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各部委、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有关政策规定；第三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社论、评论文章；第四编：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的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附录一：台湾方面关于大陆政策和国家统一、两岸关系的言论、政策规定及相关举措附录；附录二：国际社会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法规和重要言论，包括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日本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西欧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前苏联、俄罗斯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新加坡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①]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的《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广泛系统地收录了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有关对台工作的重要文献和政策。[②]《中共领导人谈台湾问题》一书根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思想年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原始材料，按时间顺序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稿和谈话共119篇；党和国家和其他领导人有关台湾问题的主要论述33篇，还有与台湾问题相关的附录32篇。这本书是研究中共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的重要文献资料。[③]《一国两制与台湾》一书收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论述；我国政府为促进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制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以及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组织的有关“一国两制”资料，是研究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史料。[④]《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按时间顺序收录了1979年1月至1997年3月间的重要文献57篇，其中包括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的重要讲话36篇，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所属机构的有关法律规定文件19篇，此外还有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文献。[⑤]《“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一书收录了从1950~1997年中共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文献资料。[⑥]值得一提的是，由许世铨主编、全国台湾研究会编的一系列《两岸关系研究报告》（2001、 2002、2004-2005年）对2001、2002、2004-2005年中国台湾问题进行研究，对此年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突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⑦]由姜殿铭主编的《台湾一九九一》、《台湾一九九二》、《台湾一九九三》、《台湾一九九四》、《台湾一九九五》、《台湾一九九六》、《台湾一九九八》、《台湾一九九九》、《台湾二○○○》、《台湾二○○一》、《台湾二○○二》、《台湾二○○三》、《台湾二○○四》、《台湾二○○五》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综述、大事概述、台湾大事记、祖国大陆对台重要文献、台湾对大陆有关政策与规定、统计资料、台湾重要机构与组织人事。[⑧]此外，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编辑出版的从1992-2001年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重要谈话和文章选编，这一系列的研究同样也是以每年一本的形式出现的。[⑨]这些文献资料的出版，尽管当中有重合的部分，但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许多研究者从宏观上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和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例如，李永铭、毛磊、陈宗海在《台湾问题与统一之路》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对台工作发展的历程，认为80年对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5年，中共为收回台湾主权而奋斗；第二阶段1946-1978年中共为解放台湾而奋斗；第三阶段为1979至现在中共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⑩]沈骏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祖国和平统一》一书中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总结，该书特点一是时空跨度大、内容丰富，在遵义会议至1948年以前中共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及活动进行了论述，弥补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二是史料翔实，论从史出；三是针对性强，在阐述与论证时有的放矢。[11]娄杰在《海峡两岸统一之路》一书中也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论述。[12]《台湾问题读本：试用本》一书内容时限截止在2000年底，增加了1998年至2000年两岸关系和台湾局势发展的新情况；包括对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基本分析。[13]《台湾问题ABC》一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及原则立场，对台湾问题做出了全面系统、通俗易懂的介绍。[14]潘叔明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一书包括了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继续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终解决台湾的预期。[15]这些研究对于领会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及其发展，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作用。

　　在重视宏观研究的同时，学术界也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这在论文的研究方面反映得比较明显。例如，陈松友对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对台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共的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决”到“和平解放”的变化过程，“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共中央为适应五六十年代我国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对台战略，在打破美国的包围封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6]李合敏则对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对台湾应采取特殊政策等重要思想，不仅表达了中共对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而且也为我党解决台湾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平统一，促进发展”等科学的思想理论原则。[17]张春英则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解决台湾的重大决策进行了评述，这些决策包括武力解决台湾的决策、和平解放台湾的决策、与美国开展大使级谈判的决策、中国与外国建交中处理台湾问题的决策、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等等，作者认为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共和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18]张丽、罗斌论述了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一国两制”、“两制并存”、“和平解决、高度自治”、“坚持和平解决、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的方式”等，是对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促进和巩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9]李松林[20]和杨立宪[21]则阐述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构想。

　　针对世纪之交台湾政局演变和“台独”言行，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了中共对台政策和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研究。例如，史习培认为中共进一步明确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定位，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揭露台湾当局不断变化的形形色色的分裂和“台独”言行；丰富谈判主张内涵，明晰谈判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主张和平谈判，但不承诺放弃武力；扩大两岸交流交往，努力实现“三通”，在法律保障下为两岸提供更多的沟通机会和渠道；卓有成效地开展外交战线的积极斗争，以调整中美关系为突破口，排除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22]张春英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共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调整对台具体政策，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比港澳更宽松，表现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陆不向台湾派驻军队；在政治、人事、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尊重台湾的现状。根据台湾政党更替的形势，中共对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做出基本判断，努力打破政治僵局，积极推动协商、对话的实现，其中将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发展成为“新三句”[23]，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愿望，有利于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把民进党内顽固“台独”分子与广大民进党员区分开来；在海内外实施“反‘独’保统”战略。[24]欧晓明则论述了江泽民对“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创新和发展，作者认为，在“一国两制”的实现形式上，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拓展了“一国两制”的实现空间；在“一国两制”的实现途径上，要依靠谈判和经济往来解决两岸之间的分歧，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步骤；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依靠力量，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共同的文化基础。[25]张植卿、张国铁对以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新一代领导集体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的新形势，提出了要坚持“四个决不”[26]的意见；针对台湾岛内的政治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遏制“台独”的新变化，发生“台独”事变的可能性严重存在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复兴大业的心腹之患，提倡大力开展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及两岸的对话和谈判，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民族复兴大业；针对外国反华势力乘机插手台湾，使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的新情况，在坚持“文攻武备”总方略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思想。[27]陈江玲也论述了新一代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与新思路：始终坚持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同胞的指导思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实施两岸对话、接触和谈判；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开拓两岸政党互动的新格局。[28]蒋孝山[29]、刘小云[30]、砺剑[31]等人也对历届中共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总结。

　　中共在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下，对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重要内容的两岸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谈判思想。《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一书以时间顺序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摘录编辑了9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方面关于两岸对话与谈判的理论论述及海协开展两岸协商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反映了祖国大陆方面在不同时期为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主张及其所做的努力。[32]这对于研究有关两岸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在有关两岸谈判的研究中，《两岸谈判研究》一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两岸谈判的类型与特殊性、谈判观念和做法、谈判的前提；两岸事务性谈判历程；两岸事务性谈判整体评价；两岸围绕政治谈判的斗争以及新世纪、新条件下的两岸谈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阐释，是研究两岸谈判的必读之著。[33]而有关两岸谈判的论文并不多，张久营对中共三代领导人在台湾问题的谈判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第二代领导主张“结束这种军事对峙”，“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第三代领导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表明中共在和平统一谈判问题上具有充分的诚意，体现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平统一的耐心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