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以下简称广交会），（此后，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春交会和秋交会）。自2007年起改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对推动中国外贸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广交会也是大陆开展对台经贸工作的平台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广交会在两岸经贸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广交会考察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学术界相关研究上限大多至1979年。本文研究内容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方面是考虑到台湾当局1991年全面调整了其大陆政策，并解除台商参加大陆商展的禁令。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在1991年建立了联系，两岸经贸交流进入平稳发展的新阶段。），以求教于方家。

　　一、改革开放前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处于军事政治对峙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主要是经香港的转口贸易等方式进行。50年代中期后，大陆主要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

　　（一）商展会与对台经贸政策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明确了开展对台贸易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方针。广交会及其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以下简称商展会）（一般研究广交会的历史都从商展会说起，相当多的人误将商展会当作“第一届交易会”，特别是在广交会创办之初。即便是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兼广交会副主任委员舒自清在1957年11月第二届广交会上的工作报告也说：“这样的交易会，我们已经开了三次”。而打印稿上的手写注解说：“含56年秋的展览会才有三次，以交易会名义开的只有两次”。参见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交易会闭幕工作报告（1957年11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09。），就是大陆贯彻对台湾贸易方针的主要平台。

　　1956年6月，外贸部在广州召集的“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明确了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方针：通过港澳发展同台湾贸易，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在工作上，需要继续改进和采取必要措施，对台湾应积极利用有关系的港澳厂商打开贸易关系。会议认为，“对台湾贸易应作为政治任务”，此项任务“以港澳机构为主”，在广州特派员领导下立即研究进行。会议还要求，对台湾贸易工作，“要在当年作出成绩”。（中国食品出口公司：《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总结（1956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335。）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和广东省在广州举办商展会。此次商展会的任务之一是“在展出期间并寻找机会与台湾建立和扩大一些贸易关系，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开展”。（《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工作规划（1956年）》，广东省档案馆：304-1-9。）

　　在商展会的筹备过程中，一些台湾商人希望到展览会上看一看，并与华润公司做生意。华润公司认为这是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调研后，1956年11月，华润公司向外贸部提交了《对台湾贸易方案》，并附上《台湾经济贸易概况》和《香港经营台湾生意的商号名单》，建议“利用港澳，开展对台湾贸易”，认为这是“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过去我们与台湾方面联系不广，加上台湾当局的军事封锁、邮件检查等，给我们对台工作增加很大困难；建议采用“先买后卖”“多买少卖”“只买不卖”，或转到别的地区“此买彼卖”等做法，以冲破台湾当局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外贸部提出了开展对台贸易的方针：“通过贸易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在贸易上争取同台湾方面人士、特别是同台湾实力派人士建立联系，以减少对立情绪，增加了解”。“目前我们对台湾的直接贸易还不可能，主要是通过香港，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同在香港的台湾办庄（办庄，香港经营进出口业务商号中的一种。多以经营某一线或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为主。办庄一般是华商经营的，其中有些是由海外华侨来港开设的，在海外多设有分公司或联号。参见毓朗：《台港澳经济贸易辞典》，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和其他台湾商人进行业务联系”，“通过和他们的联系逐步地同台湾方面的有力人士挂钩”。（吴学先：《红色华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1—283页。）

　　1957年4月，鉴于商展会取得了显著成效，外贸部决定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每年分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其主要任务之一即是以广交会为平台，通过香港开展对台湾的转口贸易。通过香港商人将我出口商品转销台湾，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一定意义。（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0年3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324-1-84。）

　　（二）在侨商中开展对台工作

　　从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开始，广交会除继续通过港澳华商间接开展对台贸易之外，还通过旅居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开展对台工作。

　　广交会在1978年前并未直接邀请台商与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交会与台商无缘，因为台商与港澳华商、海外侨商联系紧密，甚至联号经营。台商可以通过港澳或海外关联企业，与大陆进行间接贸易，甚至以侨商身份参加广交会。例如，1970年春交会，日本有34名旅日华侨申请参加，日本法务省“正式决定对希望去中国本土参加春季广州交易会的三十四名旅日华侨中的二十一人，许可重新入境”。“被批准的二十一个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一般许可永久住在日本的，其余三分之一是台湾出身的，但都是战前就一直住在这里的”。（《日当局批准部分旅日华侨回国参加广交会》，《参考消息》1970年3月9日。）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趋向缓和、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旅居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台湾省籍华侨华人回国参加广交会的情况更为普遍。据《人民日报》报道，1973年10月，“不少旅居国外的台湾省同胞参加了这一届交易会。他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兴旺，都非常感动。祖国亲人对他们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他们体会到这是祖国人民对台湾省同胞寄予的深切关怀。不少人表示，愿同全国人民一起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努力”。（《大好的形势　盛大的聚会——记一九七三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6日。）

　　广交会在侨商中开展对台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974年10月，“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广州参加一九七四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应邀参加宴会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有：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黄文钦、台湾省民会理事陈辉川、大阪华侨联合会会长张廖富源、神户华侨联谊会副会长杨胜美、神户胜利进出口公司经理林添地，及来自横滨、爱知县、千叶县、广岛、鹿儿岛等地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共三十多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宴会　招待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人民日报》1974年10月23日。）

　　自此，历届广交会都举办宴会，招待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1975年4月20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招待会”，“招待前来参加一九七五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参加招待会的有：“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博仁、大阪华侨联合会会长张廖富源以及来自日本神户、横滨、鹿儿岛、四国、札幌、爱知、群马等地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四十多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招待会　招待参加交易会的台湾省籍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出席1975年秋交会招待会的有：“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博仁，台湾省民会理事陈辉川、黄业乾，大阪华侨联合会副会长李义安，神户华侨联谊会副会长杨胜美、杨和坤，长崎华侨联谊会副会长俞云澄，北海道札幌华侨总会会长李学士、副会长曲学礼，鹿儿岛华侨总会会长陈禧官，爱知华侨联合会副会长张廖富南、丁秀山，广岛华侨总会副会长张华南，以及台湾同胞林添池等共四十多人”。（《广交会举行招待会　招待旅日台湾省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人民日报》1975年10月23日。）

　　后来，类似招待会的参会人员扩大为旅日旅美台湾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宴会　招待旅日旅美台湾同胞和旅日华侨代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3日。）1978年4月，应邀参加招待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很高兴地看到“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被写进了新宪法”，他们“决心要和祖国人民一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共同奋斗，为早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一切力量”。（《广交会宴请旅日旅美台湾同胞华侨代表》，《人民日报》1978年4月23日。）招待会为台湾省籍华侨华人提供了与祖国大陆进行贸易洽谈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招待会成为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达诉求、了解情况的沟通渠道。

　　二、改革开放后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

　　改革开放后，大陆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下发展对台经贸工作。广交会是两岸经贸联系的主要平台，特别是在1991年台湾当局调整其大陆政策之前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交会的早期实践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两岸经贸关系的转折点。

　　1.广交会贸易平台的形成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同年3月，外贸部决定“由广交会通过有关方面第一次向台湾地区罐头、食品、机械、五金矿产等行业有关商家直接发出邀请”。5月8日，外贸部下发的《关于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台湾贸易是台湾回归祖国过渡期间一种特殊形式的贸易，广交会可邀请台商参加；在办理入出境手续和行李物品验放等方面从宽掌握。从此，广交会逐渐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广东省志（1979—2000）》第33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页。）

　　与此同时，开展对台贸易的相关政策也日趋完善。1980年6月，商业部制定了《关于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凡持有台湾产地证明的货品，其进口视同国内贸易，免征关税；凡需进口的日用品而台湾有能力制造的，原则上要向台湾购买；凡台湾商人购买大陆货品，不但优先供应，并有八折以下的优惠”。（张春英等：《对台经济贸易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8月，外贸部制定了《关于对台湾贸易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出口业务，“广州交易会上，由各交易团组织联合成交”；进口业务“，广州交易会上，由各交易团组织联合订购”。（薛军等：《当代中国商业法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335页。）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叶剑英在推动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人民日报》2007年4月28日。）同年秋交会开幕前夕，外贸部部长郑拓彬就如何进一步促进大陆和台湾的贸易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欢迎台湾工商界同胞来大陆参观考察、洽谈生意、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商品展销会、设立公司代表机构。我各进出口公司愿意派代表前往台湾，同台湾工商界同胞洽谈贸易。如果台湾工商界同胞愿在海外与我洽谈贸易，我驻外贸易机构、公司代表准备随时接待”。二是“本着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精神进行物资交流。对台湾需要的祖国大陆产品，如：煤炭、石油、中药材等，我们愿以优惠价格安排供应。对台湾能够供应而我又有需要的产品，我将以积极的态度洽购”。三是“对直接输入大陆的台湾产品，在办理各种手续上，我将给予方便”。四是“我们热烈欢迎台湾经济部官员同我外贸部有关官员进行会晤，商讨大陆与台湾通商事宜。会晤时间地点可共同商定”。（《促进大陆和台湾通商贸易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1981年10月7日。）

　　198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部《关于集中管理对台湾省贸易的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台湾省贸易（以下简称对台贸易）是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由经贸部负责全面集中管理对台贸易工作。具体业务由经贸部对台湾贸易办公室办理”。“在广州交易会上洽谈对台贸易，亦按本办法制定的原则进行。洽谈项目须报大会业务办公室核准”。成交后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工商行政管理 经济监督检查文件汇编（1987年）》，北京：工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241页。）

　　2.台湾当局政策与社会舆论的变化

　　尽管台湾当局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台湾各界民众强烈要求与大陆交往交流的呼声不断。例如，1979年春，广交会首次对台商直接发出邀请，45名台商从泰国转机香港，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不过，这些客商的情况都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掌握，回去后都被叫去“问话”。“按当时台湾的规定，是要判刑的。但历史潮流无法阻挡。问完话，全部客商又被放走”。（喻季欣：《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此后数年间，尽管几乎没有台商直接到会，前来参加广交会的仍是少数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及在香港定居、经商的台湾同胞和代理人，或者从第三地临时绕道来会。但从统计数据看（详见下表），两岸间接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增长迅速。

　　资料来源：李非：《台湾经济发展通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页。

　　与此相应，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和社会舆论也有了变化。在1981年春交会上，参加广交会的港澳商人就反映台湾“外贸部门”相关人士说：大陆货去台湾，台湾货进大陆，是无法制止的。“改头换面进行转口贸易如何能禁止呢！”从香港去台湾的人，只要你矢口否认到过大陆，只要没有被抓到证据，一般还是容易批准入台的。据观察，“目前台湾对大陆商品进入台湾市场的条件已经放宽”，对包装上印有大陆商标及厂名的商品，“也采取了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使其进入台湾市场。“最近台湾报纸刊登广州生产的中成药的广告，就是一例”。（《港澳商人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反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办公室：《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情况反映》第4期，1981年10月22日。）

　　1984年，台湾放宽经港澳转口输入大陆产品的限制，实际上等于允许民间经由转口形式与大陆进行贸易。1985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两岸贸易三原则：（1）不得与大陆官方直接贸易；（2）台商不得与大陆官方机构或人员接触；（3）台湾当局对于转口贸易的基本立场不予干涉”。（单玉丽：《台湾经济60年》，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至此，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由“排斥往来”阶段进入了“默许往来”阶段。

　　（二）台商参加广交会

　　改革开放的发展带动了两岸间接贸易的发展，并迫使台湾当局调整政策，为台商直接参加广交会创造了条件。

　　1.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与台商参加广交会

　　1987年夏末秋交会筹办之际，“迫于民众强烈要求开放海峡两岸返乡探亲的压力，台湾当局已就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事拟订方案并将在近期内宣布”。（《台湾当局将开放民众来大陆探亲》，《人民日报》1987年8月26日。）10月14日，即秋交会开幕前一天，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方案同意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国民党中常会已通过有关方案        同意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5日。）次日，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宣布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台湾当局宣布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6日。）大陆方面迅速予以积极回应，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对于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祖国政府和大陆人民一直十分关心。我们热情欢迎将要来探亲旅游的每一位台胞，保证来去自由。我们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照顾。”（《欢迎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 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5日。）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下发。（《接待台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七条办法》，《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7日。）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民众赴大陆探亲登记。“据统计，红十字会第一天办妥登记手续的多达1334人。开放探亲满6个月时，申请赴大陆探亲者达14万余人，并有6万多人已前往大陆探亲”。（李松林：《晚年蒋经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台湾当局同意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时，第62届秋交会尚在进行中，“72名台湾商人到会洽谈贸易，其中台湾本岛14家公司的19位客商首次参加广交会。从此，台商参展广交会逐浪高涨”（喻季欣：《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不断有台湾同胞在回乡探亲时“顺访”广交会，还有的借探亲之名、行参加广交会之实。

　　2.广交会全面开展服务台商的工作

　　由于两岸隔绝多年，加上台湾当局歪曲宣传的影响，很多台湾同胞对大陆的情况知之甚少且心存误解。台商对广州和广交会不了解，住宿、交通、洽谈都不知从何入手。针对这些情况，广交会有关部门制定措施，为台商服务的工作由此启动。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台商参加广交会的人数逐届增加。“1988年春交会到会台商414人”。（《广东省志（1979—2000）》第33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页。）1988年秋，“第64届广交会，到会台商达1920人。为方便台商开展贸易，广交会从本届起，专设台湾同胞咨询处”。（喻季欣：《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1989年2月，据报道，“台湾至少有2000厂商拟前往参加一年一度的广州春季交易会”。“有不少台商向旅行社打听出发日期。当地旅行业者已开始着手安排机位与旅馆。由于交易会期间机票和旅馆供不应求，参观证有限，旅行业者已透过特殊渠道，安排一种５天４夜行程的‘台胞团’，不包饮食，住中级宾馆。由于收费不高，台商报名者众”。（《台工商界呼吁开放对大陆投资　二千台湾厂商表示要参加今春广交会》，《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至1989年秋交会到会台商达2624人。为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增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1989年秋交会期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经济交流活动’，广交会工作人员与55名台湾经贸界人士举行座谈。1990年春交会台商到会明显增加，达4694人”。1990年，“经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在广州远洋宾馆正式设立广交会第五接待办公室（简称‘五办’），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台司、广交会、广东省台办、广州市台办、远洋宾馆等单位人员组成，采取‘一站式’服务，为到会台商提供方便，安排入住、办证、进馆等事宜。同年秋交会起，广交会对台湾客商的邀请发帖纳入正规渠道，该届应邀到会台商达4065人，占参会来宾总数的近1/10，仅次于港澳地区，跃居第二位”。（《广东省志（1979—2000）》第33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页。）

　　1989年，一些关心两岸的商务人士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由有台湾民意代表身份的张平沼担任会长。对此，大陆方面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门成立“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两个协调会签订合作协议，搭起两岸交流的桥梁。1990年春，张平沼和兼任广交会主任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有过深入交流，在叶选平的安排下，张平沼正式接触广交会，从此与广交会结下不解之缘。1991年第70届广交会，张平沼亲自率团参加，并与当时莅会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副部长吴仪等领导进行了会晤。（《亲历广交会（1957—2006）》，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两岸经贸往来加快发展。同时，广交会也成为台湾同胞了解和认识祖国大陆的窗口、两岸同胞交流的平台，为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促进两岸实现“三通”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台湾当局调整赴大陆参展政策

　　台商能够参加广交会，除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适法的问题，经历数年后才得以解决。对于台商在大陆参展，台湾当局最初是严令禁止的。因此，每到广交会筹办期间，台湾当局往往被迫进行相关政策的讨论或调整。

　　1989年3月，台湾当局表示，根据现行大陆政策，有关经贸拓展活动并未开放。因此，台商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加大陆举办的任何商展。1990年初，台湾当局关于台商在大陆考察与参展的政策有所松动。3月，台湾当局“决定放开台湾地区厂商赴大陆进行考察及参加商展，主要目的在使台湾地区厂商实地了解大陆经贸及市场的发展情况”。（《台湾大陆经贸政策汇编（1987—1992）》，《参考消息》报社咨询服务部1993年编印，第14、1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松动不适用于参加广交会。1990年5月，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公布了《厂商赴大陆参展作业注意事项》，规定：台湾厂商参加在大陆举办的商展，须先向“国贸局”审核许可。其中，个别厂商参加大陆的商展应检附下列文件：“1.出进口厂商登记卡。2.依法缴交税款的证明文件。3.提出非由中共单独主办的证明，及检附征（邀）展主办单位的参展相关文件”。公会、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及专业性展览公司组团参加大陆的商展，应检附文件为：“1.主管机关核准设立的文件。2.提出非由中共单独主办的证明及检附征（邀）展主办单位的参展相关文件。3.参加厂商的名单（附各参展厂商的出进口厂商登记卡及依法缴交税款的证明文件）”。“国贸局”还规定了台商在大陆参展的三项原则。直到1991年9月，台商至大陆参加商展的禁令才被最终解除。“国贸局”根据“大陆工作会议的结论，决定开放台商到大陆参加商展，抢占大陆内销市场”。（《台湾大陆经贸政策汇编（1987—1992）》，《参考消息》报社咨询服务部1993年编印，第27—28、60页。）

　　三、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广交会开展的对台经贸工作，经历了一个从间接贸易到直接贸易的渐进过程，其历史经验对当前推进两岸经贸交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得以实现的。改革开放前通过广交会开展对台经贸工作，是“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广交会邀请台商参会，是为了加强两岸贸易来往、增进感情，最终促进祖国和平统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交会通过与在香港的台湾办庄和台商进行业务联系，间接开展对台经贸工作。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是在侨商中开展对台经贸工作。从1979年开始直接邀请台商参会，主要侧重在台商中开展工作，谋求两岸的直接贸易。

　　实践证明，这种从间接贸易到直接贸易的外围突破渐进策略是正确和有效的。据华润公司的统计，当时“全部香港工业投资估计有12亿港元，80%为华人资金，其中多是在解放战争前后由国内逃港的”。“许多香港商人受到美蒋恐吓”，不敢与内地做生意，“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在香港还很嚣张”。因此，“开展对台贸易，团结港澳厂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吴学先：《红色华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2页。）台湾当局通过一些亲蒋侨团组织“观光团”赴台湾“观光”，还拉拢厂商赴台参加展览会。（华南分局宣传部：《蒋匪加强海外侨务工作情况（1952年11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204-3-16。）这说明，港澳华商是两岸争取的重要目标。

　　争取海外华侨也是开展对台经贸工作的重要环节。台商与港澳地区和海外联系紧密。1978年以前，一些台商以侨商或港商的身份参与了广交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岸间接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港澳华商和海外侨商对于促进两岸交流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1年“叶九条”发表后，台湾当局封锁消息，一般民众无法获知这一重要信息，但华侨与台湾联系紧密，由于每年到日本旅游的台胞有30多万人，这就为开展宣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据反映，国民党在日本的“侨务委员”“国大代表”蔡福江曾私下说：“（这九条）如果不是纸上谈兵，而真能兑现的话，倒是很值得考虑一下的”。美国华侨总会执行副会长谢乔远在广交会上说：“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首先要做好海外华侨和华侨团体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制造舆论，促使所在国政府为中国的统一做出有益的事”。（《华侨和外籍华裔商人对和平统一祖国问题的反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办公室：《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情况反映》第7期，1981年10月28日。）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长期以来，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支持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一如既往，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1月13日。）

　　开放两岸经贸交流，也是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当时，台湾地区因工资高涨、地价昂贵、台币升值，加上工人维权意识增强、环保品质提升及治安恶化等问题，许多厂商纷纷开始向外转移。同胞情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的优惠政策，加上拥有廉价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大陆成为台商对外投资的首选。从另一角度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台湾地区主要的出口对象开始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何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对台湾外贸关系的影响（1979—1989年）》，《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

　　当前，祖国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经贸关系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两岸同胞合作日益广泛、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更加契合，两岸命运共同体成为日益生动的现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而迈向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刘结一：《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

　　［作者简介］欧阳湘，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党建研究所，5155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