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把西藏视为全国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而且认为其具有与其他省区不同的一些特点,这就是西藏的基本区情问题。对此,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首先,认为西藏地处祖国边疆,地理位置特殊。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国境线近4 000公里。还是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西藏问题时,党就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与我国其他各省区不同,主张采用不同的政策。以后,我党之所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并持特别慎重、稳妥的方针政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地处祖国边疆,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国防巩固和国家统一。

　　第二,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突出。

　　还是上述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谈及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区与其他各省区的不同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它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1949年2月同米高扬谈话时,也是说它的民族问题。[12](p39)后来,毛泽东在1952年4月6日写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一文中,又进一步说:“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1](p61)这就更加清楚地指出了西藏突出的民族问题。关于西藏的宗教问题,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明确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1952年10月26日,党中央又指示西藏工委:“必须充分认识到佛教在西藏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从而在西藏地区怎样对待佛教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13](p45)也正是因此,在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进藏之前,毛泽东特别叮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13](p28)

　　第三,游牧业经济与基础比较落后。

　　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谈及西藏时,指出其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说其“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也指出西藏“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又说:“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1](p61)正是基于对西藏经济基础落后、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深刻认识,党中央从开始解决西藏问题,就采取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大政策。

　　第四,历史上曾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遗留问题多,情况比较复杂。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一贯认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并且是许多优秀民族中的一个,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发展中曾尽了光荣的责任。周恩来总理还说:“西藏民族是一个很有自尊的民族,过去藏族开拓了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很大的地方。”[4](p131)但是,至新中国成立,西藏社会却仍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这一制度,1959年毛泽东调查后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1](p176)

　　西藏人民不仅长期遭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严酷压迫剥削,而且还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正如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所说:“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同时也侵入西藏。”“随着中国人民大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更加像疯狗一般地狂妄起来,慌忙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和种种‘反共’勾当,企图使西藏民族和人民完全脱离祖国,完全丧失独立自由,完全成为他们的奴隶。”

　　社论还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西藏民族却处于汉族和满族的反动政府压迫之下,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更是民族压迫的最凶恶的代表。”正是“在内受这些反动政府压迫和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之下,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长期地陷于停滞衰退的境况,而人民生活则愈来愈贫穷愈痛苦”。这些情况不仅造成了西藏政治、经济严重落后,及边界方面等一系列遗留问题,而且由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挑拨和分裂藏族的各部分,以达其民族压迫的目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藏族对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情绪,培植藏族中的分离主义者,即‘西藏独立’主义者,以达其侵略目的。藏族中的一部分上层分子,由于不能分清祖国人民与祖国的反动政府,又由于不能认识帝国主义的阴谋,以致长期地陷入非爱国主义的泥坑”。[9]这样,就不仅使长期形成的我国各民族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使西藏民族内部出现不团结,而且还出现了亲帝分离主义分子及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上述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有清醒的认识。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讲话中曾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他指出:“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3](p162)1956年3月周恩来对赴藏中央代表团全体人员讲话也指出:“过去在清朝统治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之下,西藏同胞很不舒服。”并说:“各兄弟民族过去受欺侮,现在我们要在政治上尊重他们,特别是对藏族,更应注意这一点。”[4](p130—131)直至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西藏工委下达的《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中还认为:“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乃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2](p57)而对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党则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着斗争。

　　第五,自然条件比较特殊。

　　西藏平均海拔4 000米,人称“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比较艰苦。这一点,党中央在处理解决西藏问题之初,就给以高度重视和注意。不仅调集全国各种力量支援西藏,为进藏人员做好身体、物资各方面充分的准备,而且,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在《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指示中,还提出了“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建议。以后,凡同志进藏,党中央总是特别叮嘱:要注意身体,注意健康。1975年,已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仍召见赴藏庆贺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特别嘱咐他:你们到了西藏,要多鼓励在藏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很辛苦[6](p248)。

　　正是基于以上对西藏在全国工作中地位及西藏基本区情的正确认识,并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党在其他地区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谱写了一部内容丰富多彩、而又颇具特色的党的西藏工作的历史画卷。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2]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的民主改革[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周恩来.周恩来与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5]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周恩来与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7]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平息西藏叛乱[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8]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平解放西藏[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9]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N].人民日报,1951—5—28(1).

　　[10]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王宏纬.中印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12]曹志为.毛泽东与和平解放西藏[J].中国藏学,2001,(2).

　　[13]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史学月刊》 2002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原思明(1945—),男,河南省武陟县人,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