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改革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障碍
1959年以前,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维系官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根本利益的政教体制,这种以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执政的权力结构,无偿地占有着西藏地区的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社会的经济资源,支配着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占总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占有95%的土地和农奴、奴隶,广大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的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其收入的绝大部分为农奴主所有,终年不得温饱,领主可以任意役使甚至杀害他们。[11]直到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取得了经济社会重大发展的条件下,西藏地方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统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此期间,党和国家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援和帮助。1952-1958年,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为39290万元,其中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为35717万元,占91%。在修筑康藏、青藏公路的同时,1955-1956年修建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的公路,到1957年底西藏地区的公路已达6000多公里。以当时新中国的国力,这实属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无法有效地惠及西藏劳动人民。因此,实行民主改革不仅是国家的意志,而且已经成为西藏政教上层的开明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强的自主意愿。西藏的民主改革充分考虑了地区的特殊性,全面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包括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城镇牧区、基层政权建设、牧工牧主两利、宗教信仰、寺庙管理、赎买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政策规范和具体措施。这是一项涉及西藏社会各个领域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到1961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场变革,摧毁了“三大领主”统治势力和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广大农牧民的人身奴役与经济剥削;这场变革,使昔日的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发展权,劳动人民成为西藏的主人;这场变革,使各级人民组织和基层政权得以建立,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发展;这场变革,推动了西藏地区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国家对西藏各方面的支援惠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短短几年中,西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12]因此,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
民主改革后,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为西藏自治区的正式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65年,西藏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到58145万斤,农业产值也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分别增长58.9%和83%,年均分别增长9.8%和13.8%。牲畜由1959年的955万头发展到1965年的1701万头,畜牧业产值也由9478.8万元增加到18323.8万元,分别增长78.1%和93.3%,年均分别增长13%和15.5%。农牧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3](P40)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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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4期2009年7月 )
[作者简介]赵永忠(1 972-),男,云南宣威人,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