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各项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农牧民的支持，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并不死心，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滞留，就是他们蓄意制造的一次严重的分裂活动。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达赖进行了三次谈话，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规劝达赖及其家属，争取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为达赖返回西藏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高度信任达赖，同意达赖根据自己意愿赴印
印度计划于1956年11月24日开始举办为期三周的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大会，印度纪念委员会主任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不通过中国政府就直接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发出邀请信，又派出其驻锡金（今斯里兰卡）的政治专员潘特专程到西藏活动。
恰在此时，西藏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十七条协议”的精神，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筹备区域自治和地方建设事宜。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邻近几省实行民主改革的消息已经传到西藏。当时全中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也促使西藏工委党员干部加快进行了建团、建党和民主改革的实践。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噶厦试图阻挠各种工作的落实并威胁进步官员，使得筹委会的工作无法开展。
在噶厦的支持下，1956年2～11月，西康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和农奴主发动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叛乱，袭击政府机关和工作队，残杀干部和群众。这些叛乱活动与海外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有关，此时一些“藏独”分子聚集在印度噶伦堡，如达赖喇嘛的大哥当才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以阿乐群则为首的叛逃分子，孜本夏格巴、司曹鲁康娃等原噶厦官员。在美国的操纵下，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地方上层分裂主义势力暗中勾结，伺机闹事，使达赖喇嘛对中共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印度在这个时候极力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出国，派潘特等人积极拉拢西藏上层官员，多次同达赖密谈，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多数主张达赖去印度。中央政府认为，达赖喇嘛若到印度很可能被“藏独”势力包围和左右，导致其长期滞留不归；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赴印度，也将招致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的不满。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以书信告知达赖和班禅，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1］
周恩来的表态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西藏及达赖的方针政策。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对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可能出现不愿返回的情况，党内一些同志对允许达赖出国有不同的意见，“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2］11月17日，中央对西藏工委下达了关于达赖、班禅赴印度的指示：“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中，要尽一切力量作好沿途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对达赖、班禅离开西藏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以充分估计，要设想到达赖他们出国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3］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达赖访印可能带来的“风波”，也做好了必要的防御准备。
随达赖出访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员代表团，有噶伦索康、饶噶厦·彭措饶杰、阿沛·阿旺晋美；仲译土登诺桑；扎萨凯墨；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经师林仓活佛、副经师赤江活佛等主要官员。达赖一行在11月20日达到日喀则，受到十世班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22日离开日喀则，前往锡金。在达赖参观访问印度期间，当才活佛、嘉乐顿珠等人一直向他灌输“西藏独立”思想。夏格巴等“西藏幸福会”的骨干分子则向达赖随行官员鼓吹“独立”的好处，歪曲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历史关系，要求达赖留在印度组织流亡政府，搞“西藏独立”运动。美国间谍、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紧密配合，提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居住。印度政府还公然挂出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在会上说西藏是一个“国家”，故意抬高达赖的接待规格，降低班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达赖产生了动摇，对是否返藏犹豫不决，甚至有了留在印度的意向。在随行官员中，除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个别人坚持反帝立场外，其他人或者与分裂分子合流，或者沉默观望，一时间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局面。［4］可见，此时达赖的政治态度是关系到西藏地区稳定的政治问题。
二、推心置腹交谈，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消除达赖疑虑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956年11月28日抵达新德里，访问印度。11月29日，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之余专门抽出4个小时与达赖、班禅亲切谈话。12月30日，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后，在回到新德里的当天不顾疲劳又立即同达赖谈话。1957年1月1日，周恩来与达赖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在这三次谈话中，周恩来谈了关于西藏筹备自治委员会、西藏改革、西康地区叛乱、噶厦与班禅堪布厅团结等达赖集团关心的问题。
（一）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康地区叛乱和西藏改革问题
在第一次谈话时，达赖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开了十六七次会议，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协商不够充分，许多藏族官员对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模糊的，把筹委会叫汉人机关。只有培养出大批的本民族干部，才能做好当地的各项工作，但由于操之过急，在吸收和动员干部时形成了强迫动员。西康改革中发生叛乱，大家议论纷纷，思想极为不安，现在重要的是做好善后工作，做到使大家都能信服。
周恩来谈到：“这次张经武同志去西藏时，毛泽东同志专门交代了筹委会的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因此，必须培养民族干部，所有工作均放手让他们去作，固然一开始时有困难，但这不要紧，做好了很好，如果出了缺点和错误再帮助纠正，这样他们就会积累起经验，学会工作。对汉族干部我们要不断教育他们，注意工作方法。”关于西康地区的叛乱问题，“这个工作中有偏差，有些事情没有搞好，不能光怪下面的干部，上面也没有抓紧及时纠正，四川省在制定政策时欠考虑。做出了偏差也没有抓紧纠正，是有责任的。那里改革时，事先准备不好，搞起来后发生了叛乱”，“现在派去访问团处理善后工作，对寺庙的土地采取妥善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就不动，寺庙的武装力量亦不动。已跑出去的人如能回去，政府不予追究，并从生活上予以安置。”周恩来还转达了毛泽东对西藏改革的意见，“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寺庙等)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状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这点中央一定帮助，而且也帮助得起。我们目前不做的事就不谈，免得极少数人有借口搞乱子。”［4］（pp142～148）
12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谈话情况，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再次见面时专门谈关于西藏的政策问题。12月22日，周恩来离开印度。12月30日，周恩来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返回新德里，当天下午，周恩来告诉达赖：“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时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过了，包括贵族、寺庙的生活水平都比现在有所提高时，看情况再谈改革，那时办法也就多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希望你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因为到那里后固然对你的安全或者没什么危害，但极可能有些人乱搞在一起，造成一种很困难的局面。”达赖承认随行官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国后接触了许多在此的藏人，“他们只说坏的，不说好的，使这些随行官员的思想被扰乱了。这是最复杂、最不好处理的。”［5］
第三次谈话时，达赖告诉周恩来，随行官员仍对西康改革和改革中发生的叛乱有很大意见。周恩来希望与几位官员谈谈，达赖表示同意，并说：“本来筹委会成立以来各方面的工作均很顺利，人员都很努力，但中间由于西康改革发生叛乱的影响，曾一度使大家的思想混乱。如果这些事情处理好了，大家都加劲工作”，西藏自治区“早则在1957年底，迟则在1958年初”就可以成立。［5］当时的达赖虽然爱国立场不坚定，但与顽固的分裂分子是有区别的。
（二）关于噶厦与班禅堪布厅团结问题
噶厦与班禅堪布厅的矛盾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下属官员在后藏寺庙、庄园的管理权力、税收、乌拉差役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噶厦当局夺取了班禅系统在后藏的权益，激起了扎什伦布寺所属官员、喇嘛的强烈不满，双方矛盾越来越深，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设宴庆祝“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曾发表讲话：“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起来，是西藏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希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方面的人员，衷心地理解和实现这个方面的协议，永远地团结起来，为建设新的西藏而努力。”［6］在中央的支持下，十四世达赖欢迎十世班禅返回西藏。1952年4月29日，十世班禅与达赖在拉萨见面。6月23日，班禅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初步恢复了团结友好。
1954年9月15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他们谈了团结问题，“西藏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没有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没有汉藏民族的团结，没有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团结，建设西藏是不可能的。”［7］达赖喇嘛在谈到与班禅的关系时说，“我和班禅很好，但是贵族和下面的官员如何想，那就难说了”，“好在这次在北京有毛主席主持公道，我和班禅以及双方重要官员都到北京，只要大家能够真实地将过去的情况摆出来，我相信是非会弄清楚，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7］（p169）1954年10月至1955年3月，达赖随行的噶厦官员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官员代表进行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协商拟定了解决的办法。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的批复。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达赖、班禅下属官员仍有芥蒂，彼此不信任，历史遗留的税收、庄园、寺院、乌拉差役摊派等问题大多没有解决，特别是在噶厦与堪布厅政治地位是否平等问题上的分歧更大，堪布厅不愿意接受噶厦的领导。班禅愿意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噶厦仍希望按照传统政教职权管辖班禅堪布厅和后藏地区。噶厦和堪布厅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达赖与班禅的关系。
在第一次谈话中，达赖就告诉周恩来，与班禅的关系“总的来看比过去进步得多了，特别是在筹委会成立之后，各机关中两方面的官员共同工作，一般在团结上做的很好，比较高级的官员中基本上是好的，但在各级机关中两方面的一般干部中还有不少问题，因而不论如何努力两方面的团结看起来总是有困难的”。周恩来说：“毛主席曾多次讲过，西藏筹委会的工作主要靠你和班禅负责，你为正，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班禅应该尊敬你，你应该多照顾班禅。固然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下面的干部中间还有问题，你应该教育你的部下去主动地照顾班禅，班禅也应该教育他的部下对你尊敬，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搞好。这点我可告诉班禅有事和你商量，尊敬你。”［4］（pp143～147）
随后，周恩来继续与班禅谈话，班禅表示愿努力加强与达赖的团结，服从中央的政策。第三次谈话时，达赖告诉周恩来，随行官员虽然仍有意见，但认为与班禅的关系已不是主要问题。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央认为过去到现在达赖的领导是主要的，班禅是帮助达赖领导。希望自治区早点成立起来，那样就更好的统一领导。行政上统一了，达赖就便于领导了。［5］
三、争取尼赫鲁，教育批评随行官员，促使达赖丢掉幻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刻意挑起西藏问题。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时，美国政府拉拢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计划让达赖喇嘛到国外搞“西藏独立”。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印度使馆曾经两度策划引诱达赖喇嘛外逃。
（一）争取尼赫鲁，打消达赖集团获得印度支持的幻想
在11月29日周恩来与达赖第一次会谈时，达赖将夏格巴、阿乐群则等分裂分子的活动对自己造成的困惑告诉了周恩来，他还说，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除了问候、询问访问情况外，尼赫鲁还谈到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