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与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结合起来，是联系西藏实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机遇和深刻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困难条件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决策部署，胜利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伟业。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带有浓郁酥油糌粑味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成功实践和红色经典，是每一位关心和参与西藏解放、建设的工作人员的第一课、必修课，也是实现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奋斗目标，是必须大力赓续传承的精神血脉和红色基因。

　　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道路。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条：一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承担起巩固国防的神圣使命；二是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解决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人员进藏问题；三是废除了印度承袭英国殖民主义者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约，驱除了印度驻藏兵营、驿站等设施；四是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结束了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与外国交往的非法状况；五是实现了班禅返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达赖、班禅的关系问题。

　　和平解放为西藏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维护和巩固了国家主权。1950年1月2日，正在访苏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面积占国土的1/8，是西南、西北的天然屏障，是通往南亚的门户，是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的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和平解放西藏、建设治理西藏呢？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牢牢抓住西藏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标志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央对西藏工作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工作在理论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提出了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从总体上看这两个矛盾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处理好这两个矛盾，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影响是不同的。西藏经济总量不大，不可能要求西藏在经济发展上对全局做出超出其能力的贡献。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西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核心是做好反分裂工作、维护国家安全，不断排除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特殊矛盾带来的干扰，为解决西藏与全国共同的主要矛盾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十个必须”，以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工作上的创新和发展。

　　二、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斗争中，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印度、英国、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但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并不完全一样。印度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国继承下来的特权，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走向干涉西藏的“前台”，成为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英国则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责任”推给印度。美国采取鼓励印度支持西藏当局，自己尽量躲在幕后的策略。中共中央洞察三国的不同心态，找出了印度这个外交上的突破口。这种斗争既针锋相对，又策略理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掌握，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技巧。

　　坚定的原则性，体现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在昌都战役后两次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策略的灵活性，表现在对印度的外交争取上。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1950年4月两国顺利建交。1951年1月26日，是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出席了印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计400余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效地防止了印度有关政策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干涉西藏的图谋。

　　处理达赖、班禅的关系，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开篇即毛泽东1949年8月6日给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其中指出：“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班禅返藏问题是“十七条协议”谈判的一个难点。在谈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就流露出噶厦没有授权他们谈班禅问题，因而不同意对此问题进行谈判和写入协议的意向。1951年5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孙志远到北京饭店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单独长谈后，提出“可不可以写上一条：‘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阿沛·阿旺晋美当即表示同意。接着，十四世达赖复电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表示承认十世班禅。在谈判中，中央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终于排除了这个障碍。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回到日喀则，这是九世班禅离开日喀则29年后，班禅大师重新归来。班禅荣归扎什伦布寺，其属下百姓对护送班禅返藏的汉族工作人员一律称为“阿乡啦”（舅舅），表达对毛主席的敬仰、对共产党的热爱。班禅返藏是贯彻“十七条协议”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成功“经营西藏”的绝妙手笔，也再次验证了九世班禅的遗言：“有中央既有班禅，无中央即无班禅”。

　　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几千年来，我国历代中央政权经略民族地区，大都是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制，其实质是怀柔羁縻。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与历代封建王朝有着本质的不同。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联合、笼络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实现对广大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其历史功绩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其局限性是只着眼于笼络上层，并没有真正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疾苦。中国共产党则从根本上着眼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同时团结上层，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结合。民族因素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西藏民主改革前，上层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这个民族，当时民族因素的重点是上层因素，那时候的西藏工作是以统战工作为主，同时做影响群众的工作。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实现了当家做主，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时候民族因素的重点不是上层因素，而是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的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同时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的自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现形式。

　　四、铸就了“老西藏精神”

　　毛泽东考虑到在西藏生活、工作条件特别艰苦，曾提出过“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后来，随着对西藏情况了解的加深，毛泽东感到“三年一换”难以实现，逐渐调整了方案。由于对西藏情况做了相关调查，中共中央西南局对“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的艰巨性亦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在《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中号召：“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时，每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1950年12月14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十八军党委在甘孜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解放西藏只是我军的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军的长期任务”。这样，长期建设西藏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口号响亮地提了出来。当初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是一个大弯子；现在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又是一个大弯子。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进藏部队建设西藏的使命更加明确。当天，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向毛泽东汇报“个别干部嫌进军太苦，不想随十八军到西藏去”时，毛泽东严肃地说：“回去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好处很多，是好共产党员就要举手去”。这一时期，广大指战员从实践中也体会到从内地到西藏，山高水险，交通极为困难，一个军数万人，一年才能走到西藏，且耗资巨大，“三年一换”的确也不现实。因此，没有在西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这种亲身体验和实践使部队对长期建藏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感到‘三年换防’既不现实，也不应该，比较自觉地打消了‘三年一换’的思想，而代之以五年、十年较长时间的思想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优良传统，不断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建设治理西藏

　　以和平解放为新的历史起点，70年来西藏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可以概括为“上下两篇”“五个时期”“两大跨越”。“上下两篇”毛泽东曾经比喻说，西藏的社会变迁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下两篇。

　　“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和平解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第二个时期——民主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建立了人民政权；第三个时期——成立自治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加快了西藏发展；中共十八大以后，进入了第五个时期——治边稳藏新时代。

　　“两大跨越”第一个跨越是社会制度的跨越。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跨越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跨越。2020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1.1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长期困扰全区各族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共同推进。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实现了边疆治理。改革开放后，人员、商品、信息大流动，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身的努力相结合，建立和发展对口援藏关系，西藏所有的地市县都纳入了对口支援的范围，促进了各民族“手拉手”，其广度、深度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续推进，目前西藏自治区基层党组织“由1952年的57个增加到2.19万个，党员从877名发展到41万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占81.3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安全，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进程。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西藏自治区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发展进步的宏伟蓝图。当年毛泽东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关于“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朱晓明，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00101。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