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和平解放是当代中国史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关注的重点既包括西藏和平解放的战略决策、关键事件、相关人物和国外势力介入，还涉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深化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既要坚持从不同维度和层次展开，又要将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西藏   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  昌都战役

　　

　　

　　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本文拟以时间为纵线，以主要议题为横线，就学界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析与展望，以期对今后进一步深化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有所裨益。

　　一、相关问题研究的演进历程

　　学界对于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六七十年代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随着当代藏学研究的兴起而逐渐深入，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

　　（一）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前：以史料收集整理为主的奠基和起步阶段

　　1951年5月，西藏刚刚和平解放，人民出版社就组织整理出版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书，涵盖了协议内容、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讲话、整个谈判过程等内容，向全国人民发布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随后，《踏破雪山进军西藏》《康藏随军行》《把公路修到西藏》《让高山低头 叫河水让路（进军西藏、建设西藏通讯集）》等相继出版。这些作品的作者均为西藏和平解放的亲历者，他们通过对亲身经历进行回忆和记录，为后期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1959年3月，拉萨爆发叛乱事件，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趁机造谣诽谤，歪曲历史。为此，学界在当年便组织出版了《西藏大事记（1949—1959）》《关于西藏问题资料索引》《关于西藏问题（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八年的文件、资料）》等著述，既真实记载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历史事实，澄清了错误信息，也为西藏和平解放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又有《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相关论著出现，继续扩充着西藏和平解放研究的资料库。

　　这一时期，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整体处于史料收集整理的起步阶段，相关资料汇编和回忆作品为后期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奠定了研究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至中共十八大之前：兼顾事件、人物和国际视野的全面推进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以及1980年3月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西藏和平解放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1991年、2001年和2011年等西藏和平解放的周年纪念之时，均有大量成果涌现，推动着相关研究持续深入。

　　一是出版了一大批相关资料。2001—2006年，《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等文献汇编相继出版，披露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量讲话、谈话、书信、电报和批示等，为此后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关系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与此同时，西藏和平解放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等相继出版，真实地再现了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过程，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史实。

　　二是刊发了一大批专题论文。笔者以“西藏和平解放”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1981—2012年共有相关论文163篇，平均每年约5.2篇，其中1991年18篇、2001年20篇、2011年31篇。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既有整体上的宏观叙述，也有就某一事件的专题探讨；既有从领袖人物视角进行的研究，也有事件亲历者的口述文章，还有研究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探讨了西藏和平解放。

　　三是出版了大量专著。一方面，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廖祖桂的《西藏的和平解放》一书在充分运用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若干史实进行了系统梳理。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将档案材料、实地调查材料和口述材料相结合，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另一方面，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2000年，为了纪念昌都解放50周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文集《为和平解放西藏而战——昌都战役回忆录》，通过收录十八军部分指战员的回忆文章，歌颂了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解放军的无畏精神。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陆续有学者开始从国际视野对西藏和平解放展开研究。例如，《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一书详细地记录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外势力对于西藏的侵略行径，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与之展开的斗争。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西藏和平解放的相关资料大量披露，研究群体和视角也呈现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推动了研究持续深入。

　　（三）中共十八大以来：逐步深化阶段

　　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2012年以来西藏和平解放研究开始进入逐步深化阶段，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截至2021年7月19日，中国知网共收录以“西藏和平解放”为主题的文章66篇，其中，期刊论文62篇、学位论文4篇。此外，还有一大批专著出版，共同推进了西藏和平解放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具体来看，这些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进一步丰富了相关资料和对历史细节的讨论。例如，2014年9月，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一书，以参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当事人回忆为资料来源，通过对当事人亲身经历进行回顾，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又如，2016年4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当代卷》上，以通史的形式，用大量篇幅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谋划、进展及“十七条协议”初步落实的过程，对诸多历史细节有进一步的呈现。

　　二是相关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视角更加开阔。昌都战役、统战工作、“十七条协议”等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一时段的相关研究对这些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人物研究和国外势力涉藏问题研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此外，还有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探讨。

　　总体来看，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不断深入，无论是资料的汇编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不同时段和视野下，这些研究成果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二、既有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议题

　　为了更好地展现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成果，以下从专题史的维度，就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择要介绍。

　　（一）战略决策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顺利促成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藏事务时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机制，即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问题必须上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筹处理，并做出最终决策。在这一机制的主导下，中央政府在时机选择、进军西藏、以战促和、和谈签订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决策安排。

　　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时机选择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央之所以将解放西藏优先提上议事日程是由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加上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猖獗的分裂活动等，使得毛泽东及时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定。在关于进军西藏的决策方面，有学者指出，由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妄图联合国外势力谋求“独立”，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警惕。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中央政府决心进军西藏，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在关于以战促和的决策方面，有研究认为，中央发动昌都战役既打击了西藏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也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取得了以战促和的效果。在关于和谈签订的决策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央政府对于和谈始终保持积极态度，“十七条协议”既考虑了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又着眼于未来的稳定发展。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央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从宏观上展现了中央决策及缘由，廓清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基本脉络。

　　（二）关键事件研究

　　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两个关键性的事件。前者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后者则标志着西藏最终实现和平解放。因此，学界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充分研究。

　　1.昌都战役的相关研究

　　在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方面，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昌都战役发起的时间为1950年10月7日，而关于战役结束时间却有两种意见——10月21日和10月24日，但未做出结论。另有学者进一步结合相关资料考证发现，昌都战役的起止时间为1950年10月6—21日。

　　在昌都战役的部署和发动方面，有学者具体分析了藏军对于昌都的布防和十八军的应对之策，即十八军通过南北两线进军，最终进入并占领了昌都市区。

　　在昌都战役的后勤保障方面，有学者认为昌都战役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和骡马驮出来的。还有部分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例如，有研究考察了当地群众和土司、头人等动用牦牛队帮助解放军运输粮食和物资的历史。又如，有研究考察了当地土司、头人帮助解放军修复雅甘公路、甘孜机场和巴塘机场等的历史。

　　在昌都战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发现，西藏地方政府在金沙江沿线陈兵已经表明了他们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因此，“以打促和”便成为解放西藏的必经阶段。也有学者指出，昌都战役改变了帝国主义插手西藏的局面，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谈判并推动和平解放政策顺利实施。

　　2.“十七条协议”的相关研究

　　在“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及签订过程方面，针对谈判地点存在的“变动说”和“基本未变说”、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资格的“全权代表说”和“不具全权代表资格说”等，有学者指出，谈判和签订均是在北京进行的，且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的“全权代表资格”也早已载入了“十七条协议”。另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为了促成协议签订，对谈判方案和协议内容几经打磨，并在“公约十章”的基础上，和西藏地方政府展开谈判，双方最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

　　在“十七条协议”的条款内容方面，有学者详细解读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和班禅实现团结统一、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内容。还有学者对协议中“有关西藏旧制度不予变更”的内容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从当时西藏具体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的特点。

　　在“十七条协议”两个附件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附件是对协议的具体化和未尽事宜的补充完善，而因其属于军事机密所以未对外公布。还有学者同意附件一（即《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没有公开是因为属于军事机密，认为附件二（即《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没有公开，是因为达赖接受了“十七条协议”，且并未到外国去，所以没有公开的必要。

　　在“十七条协议”意义的研究方面，学界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藏。例如，有学者认为协议的签订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是避免战争冲突。例如，有学者认为协议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西藏的解放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三是实现西藏内部团结。例如，有学者认为协议为解决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局面提出了解决办法，对达赖和班禅的地位、职权做了明确规定，实现了西藏内部的团结。

　　这些研究基本上对于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讨论，较好地再现了事件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相关人物研究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张经武、张国华、喜饶嘉措、格达活佛等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界对此也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中以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相关研究最为突出。

　　1.毛泽东与西藏和平解放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中，毛泽东因势利导，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对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是确立并调整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一直主张和平解放西藏，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准确研判国际战略形势、充分考虑国内形势发展和从西藏特殊性出发所做出的决定。之所以会从最初的进军西藏“不应操之过急”到“宜早不宜迟”，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态度转变的关键在于西藏愈演愈烈的分裂活动已经触及中央政府的底线。

　　二是指示开展后勤保障工作。为了顺利进军西藏，毛泽东做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指示。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指出这些方针的贯彻执行，不仅解决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还发展了西藏地方经济，增强了民族团结。

　　三是参与和指导和谈工作。有学者将毛泽东所做的努力概括为：指示解放军在昌都开展群众工作、给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写信、指导对印度的外交工作、邀请班禅进京、解决班禅与达赖的关系、审阅修改“十七条协议”等。

　　四是提出了一系列统战思想。有学者详细探讨了毛泽东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提出的统战思想，包括“只要反帝爱国，一切均好商量”“我们只做好事”“以斗争求团结”等。

　　2.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军区政委，当中央将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后，邓小平就成为中央关于西藏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因此，学界对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研究发现，邓小平高度重视解放西藏的工作，要求全体进藏干部在经营西藏事务时要有大局观念，并亲笔改定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组建高素质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为了全面地了解西藏的情况，邓小平又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电告西藏工委：“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随后又领导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有学者指出，政策研究室通过对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面调研，为西南局和中央政府了解西藏实际情况、制定对藏方针政策提供了宝贵参考。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邓小平还亲自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四条策略方针”和后来修改的“十项条件”。对此，有学者强调，“十项条件”为最终的“十七条协议”签订提供了基本框架和重要条文，是邓小平对西藏和平解放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外，还有研究关注了邓小平与昌都战役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这些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深入探讨，而对其他相关人物的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化。

　　（四）国际视野下的相关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此，学界重点考察了苏联、印度、美国这三个国家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相关态度及行为。

　　1.苏联与西藏和平解放

　　苏联对于中国西藏的和平解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对此，有学者专门探讨了1949—1952年苏联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前，苏联对中国政府的帮助包括在舆论上谴责西方国家的侵藏活动、在联合国反对西方国家分裂西藏、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提供帮助；在“十七条协议”签订过程中，支持中国政府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的内容写入条款；在“十七条协议”实施过程中，帮助中国政府正面宣传协议签订和西藏和平解放，在外交上反对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等。但是，苏联对于西藏解放并未做到完全不干涉中国内政。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政府如何“治藏”问题上，苏联从自身历史原因出发，建议中国实行民族自治，这就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族区域自治完全不同。苏联对中国解放西藏采取支持的态度，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在冷战形势下，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二是当时中苏两国矛盾和冲突点主要集中在新疆和东北三省，而不是西藏。另有学者认为“苏联在西藏并无现实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苏联试图通过援助中国修筑西藏西部道路之机发展在亚洲高原的势力。

　　2.印度与西藏和平解放

　　印度曾干涉西藏的和平解放。有学者认为，印度一直企图维持、保留、继承英国在西藏留下的种种特权，但由于尼赫鲁政府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和中印人民的传统友谊，而选择与资本主义阵营保持距离。简言之，印度“处于一种既想获得英国在西藏的侵略利益，又不甘充当它国工具的尴尬境地”。有学者认为印度对中国西藏的和平解放一直是持反对的态度，以所谓“宗主权”挑战中国西藏主权，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有效地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侵略西藏的图谋。

　　3.美国与西藏和平解放

　　美国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有研究发现，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西藏的“地缘政治意义”高度重视，认为一旦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就会向南亚和中亚进行渗透，危及美国对抗共产主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将分离西藏作为在朝鲜战场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欲从内部给中国制造麻烦。对于美国的一系列涉藏活动，学界也进行了深入考察。例如，有学者分析了美国如何企图阻止1951年初十四世达赖代表在亚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其手段包括幕后鼓励、纵容印度与中国对抗等。又如，有学者从企图影响西藏和平解放谈判举行、阻挠和平解放谈判与“十七条协议”的签署、劝说印英两国一道反对“十七条协议”、唆使噶厦声明拒绝接受协议等四个方面，进一步详细列举了美国的干涉行为。最终，美国分裂西藏的政策并没能得逞。

　　（五）历史意义和经验研究

　　西藏和平解放巩固了西南边防，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此，有学者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归纳如下：一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承担起巩固国防的神圣使命；二是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三是废除了印度承袭英国殖民主义者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约，驱除了印度驻藏兵营、驿站等设施；四是中央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结束了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与外国交往的非法状况；五是实现了班禅返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达赖、班禅的关系问题。还有学者提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有效构筑了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开辟了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光辉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此，有学者通过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提出研究中需要注意整体的体系性、西藏的特殊性、区分两类矛盾、坚持底线原则、坚持巩固统一战线、坚持为民谋利。也有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包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解放西藏的战略重要性；在舆论上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阴谋干涉；在行动上积极果断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展示解放西藏的决心；在方法上积极争取广大爱国藏族同胞的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还有学者就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经验总结，包括：审时度势，适时决策；政治争取与军事、外交相配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以维护民族团结为出发点。

　　学界对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成果丰硕，已经从整体上构架起了西藏和平解放研究的框架体系。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各研究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

　　三、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思考

　　通过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研究的演变历程和对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基本史实的发展脉络清晰呈现，一些重大事件已形成学界共识，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持续扩展，许多学者也开始结合自身专业展开专题研究。在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正视目前存在的不足：一是研究群体相对固化，整体来看，虽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党校系统都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二是研究内容深度欠缺，一些研究成果侧重于过程描述，缺乏深入分析；三是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引入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对较少；四是成果发表年份不均，即西藏和平解放“逢十”周年发表的成果远远多于其他年份。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作为西藏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回顾70年来西藏和平解放研究的发展，不仅要对已取得的成绩和问题进行总结，还要对未来的学术研究做出展望，以更好地推动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化和发展。

　　其一，西藏和平解放为发展西藏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新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加强西藏和平解放研究应坚持从西藏地方发展史和党史、新中国史的多重维度展开。坚持多维度深化对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央层面的决策和领袖人物的作用，还要看到广大西藏人民在其中做出的努力。同时，坚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进行细化研究，构建起西藏和平解放研究的立体面貌。

　　其二，西藏和平解放关系到民族、宗教等复杂问题，因此，加强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既要做好涉及民族和宗教的研究，也要注重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高度阐释其意义。研究中应注重挖掘、整理和研究西藏各民族和宗教团体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作用，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和党尊重、保护各宗教团体的历史，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增强西藏人民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其三，西藏和平解放因其地理和历史缘由，还涉及诸多国际因素。加强西藏和平解放研究既要从国际视野出发，还要对海外有关攻击、诋毁其进步意义的言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有力批驳。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近代以来西藏地区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国内学者应实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与不符史实的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并及时将学术成果推介出去，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懈奋斗。

　　

　　［作者简介］靳康康，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102488。

　　［责任编辑：郑珺、易海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