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垂死挣扎

　　1947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实施战略反攻后，张光璧与孙素珍等已知大势不好，连忙收抬细软远窜四川成都。同年8月巧日，张光璧碎死。其妻刘率真、子张英誉即与孙素珍争夺道权，由此一贯道便分裂成“师兄派”(又称正义派)、“师母派”(又称金钱派)两大阵营。北京道长张五福等归依在师母孙素珍门下。

　　此时，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贯道道首们已感觉到处境之不妙，于是加紧布置退守之策。1948年，孙素珍委派一白姓点传师从四川来京，协助张五福在各坛开办“忏悔班”，实行“考道”以巩固内部。忏悔班上，道首们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要求道徒立愿效忠师母:“从今后随孙师母上山到顶下山到底，如遇任何魔考不拉前不扯后，守定三宝不开斋不破戒，有始有终……”之后，张五福将总佛堂转移，财产隐匿，并与王钟麟、马书鲁等人共同策划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等隐蔽方案。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张五福召集四大组负责人十余人在王府井大街福丰西服庄楼上秘密集会，宣称:“天时紧急，我将不出面了，以后道中事务统由王钟麟负责，单线传布……”紧接着，又以孙素珍名义发布“慈谕防魔考”，以东北等地一贯道被大规模取缔为鉴，要求道徒“不忘弘愿忍辱待时”，遇“考”时要“咬紧牙关，虚虚实实，承认错误，不承认罪恶，帐目绝不承认”等等，共有19条对策。

　　1949年夏，孙素珍自四川潜回北京，为筹措长期隐蔽活动经费，发起“度大仙”高潮。短时间内全市各坛共度“杨六郎”、“白凤仙”、“黑色大仙”等各式各样的“神仙”73名，骗取道徒黄金730两。11月，孙素珍在北新桥头条28号秘密落脚处召集北京主要道首开会，正式指派王钟麟、马书鲁、安松樵、陈明源、于德裕五人组成核心小组，代行道长职务。张五福则隐匿，暗中操纵。总坛再次迁于东四北大街松竹布店内。同时命各坛根据情况化整为零，分为“里”、“善”或“组”、“小支班”等。如安松樵将所领导的内东组分为五大里，里下分“小支班”若干，每班三至五人，定期每逢周六和月初一、十五早晚间，以招待亲友或串门方式在家中集会，开坛度人，扶乱求丹。新旧道徒按月交纳“香资费”，晚上开会时灯光全熄，夜间男女都睡在地上。

　　隐蔽活动的原则是“谨言慎行，小心大胆，外阁内彰”。为方便行动，各道首还纷纷开设店铺、商号作为职业掩护。时称“四化”: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坚定道徒守道的决心，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对反动会道门的打击，孙素珍、张五福经常以“谕、训、条”等形式，通过王钟麟等人向城郊各坛发指令、传谣言。1949年至1950年间北京城内外谣言纷起，其中多数反动、无稽之谣言都来源于一贯道。

　　如1949年扬言:“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防鼠疫时，到处撒白灰，道首们又放出谣言说:“八路军是三十七年(1948)入的关，三十七年是午子年，走耗子运，现在吱喳抓耗子，八路完了。”并且将一张白纸迭五折，中间剪一刀，展开可将纸条拼成“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字样，以蛊惑人心。

　　1950年，总坛又造出“坛训”，声称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放，法术齐施”，指示道徒:“别参加工作，都起来干，能文用文，能武用武。”

　　同年五一节适逢下雨，便又谣传天心不顺。夏天又造谣“鼓楼冒烟，石狮掉泪”，说“天安门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掉了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并大肆诬蔑共产党的领袖是“魔王”、“怪物”，叫嚣要“以道制魔”。农村土地改革时，又传出“母训”，不许道徒入农会，一些坛主还强迫道徒退还分得的土地，说“种地是瞎费力气，将来收粮是八路军的”，“秋后要实行二次土改”等等，弄得许多道徒不敢要地，更无心生产。八角村坛主刘景全还威吓群众说:“你们穷小子别得意，等我翻过身来，一个个都把你们的脑袋切下来!”大量荒唐的谣言在社会上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喜不自胜，以为出头有日，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军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咱们就都有出路了，将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帅都是县长”。

　　在全市开展对一贯道广泛调查摸底并逮捕了少数不法道首的严重关头，张五福等人已知在劫难逃，但还想垂死挣扎，急忙炮制了一篇《指路灯》秘密铅印下发。指示各坛要“巩固道体，第一得清理本支，有靠不住的教他远远的去……要有菩萨体、金刚心，大魔大考要有百折不挠的志向、闪展腾挪的办法，当进则进，当牺牲真牺牲……”公然号召道徒们整顿组织，不惜以武力对抗人民政权的打击。一些坛主受命暗地纠集道徒练武、买枪磨刀，准备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然而，历史必定在前进，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使一切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失去了赖以寄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一贯道的覆灭，已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待续)

　　(《文史精华》（建国史话）1998年 05期  北京市政协文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