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地处天津市南郊区(现为津南区)，过去是一片退海的荒地，到处是苇湖泥塘，人烟稀少。到了近代，小站才逐渐发展起来，并以盛产质地优良的“小站稻”而闻名全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小站可谓“人才”辈出，名声显赫。清朝末年，袁世凯曾在此练兵，训练出来的军阀，一度统治全国。北洋军阀的头目大多数是小站“出身”，其中包括三个“总统，’(袁世凯、冯国璋、曹艰)、一个“执政”(段棋瑞)，此外还有二三十个“督军”，这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解放后，小站曾因在四清运动初期创造出农村夺权斗争的所谓“小站经验”而再次名扬全国，被中央作为典型加以宣传和推广。三十多年过去了，“小站经验”早已成为历史。今天，我们用后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考察其形成、推广和否定的整个过程，也许能够更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小站创造出“成功”的夺权经脸

　　小站地区(含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在天津周围的广大农村中，之所以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首先进行“四清”，是与其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小站的历史虽短，但“包袱”却很重，以出军阀而著称。解放后，小站地区虽曾按照全国统一部署，进行过几次民主革命，但结果又都被视为进行得很不彻底。四清运动初期，对小站地区的民主革命曾作过如下评估:“1949年进行过40天的废租运动，主要是废除了地租，也没收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封建势力并没有被摧毁。1951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和1954年的土改补课，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地富的威风没有打下去，贫下中农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划阶级定成份的工作，做得很草率。许多地富分子漏划，有的还冒充贫农。建党建政工作，也没有认真执行阶级路线，根子扎的不正;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这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普遍强调阶级斗争和高度重视历史问题的特定背景下，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除此之外，“小站经验”的形成还与陈伯达的四清“蹲点”分不开。1964年3月，陈伯达在小站四清开始后不久，即来到小站公社所属的西右营三个村、佗子地四个村和小站镇搞所谓四清“蹲点”，直到1965年9月小站四清结束方才离去。在此期间，陈伯达作为中央的高级“蹲点”干部，完全把持了小站四清领导权，随心所欲地利用小站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人为地制造矛盾和问题，为其创造四清运动的“成功”经验提供条件。

　　天津市委为了配合陈伯达的四清“蹲点”，陆续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小站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其中，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带领一批公安干部，直接投人到小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陈伯达对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从“四清”人手，但又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未能清出什么东西来表示怀疑和不满，认为小站社教运动的思路和方法存在问题，应该加以改正，尽快摆脱“停滞不前”的局面。于是，他对其“蹲点”的西右营、小站镇和沱子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卷、佗子地“水稻专家”姜德玉都存在严重问题，是三个有计划地打人我们党内，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陈伯达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张凤琴、张玉卷、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

　　在陈伯达的直接授意和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首先从西右营开始。张风琴作为西右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著名的劳动模范在当地颇有名气。小站四清运动开始后，《天津日报》曾于1964年2月5日以《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为题专门报道了张凤琴的事迹，赞扬她在工作中如实反映情况，不沾国家便宜，不隐瞒缺点错误。但是不久，张凤琴即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并列出了十条“罪状”:冒充贫农，混入党内;篡夺领导，结成黑帮;隐瞒土地，骗取荣誉;走资本主义道路;盗窃国家资财;贪污集体财物;瞒产私分;多吃多占;投靠地主;打击反对她的人。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韩玉现、赵筑荣、吴凤阁等so多人，他们与张凤琴一起构成了所谓“张凤琴反革命集团”，被视为“混人党内的黑帮”，“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一定性，天津市委开除了张凤琴的党籍并撤销其职务。

　　紧接着，小站镇也掀起了“革命风暴”。张玉苍作为小站镇的党总支书记，首当其冲，被定为“土匪世家”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并列出五条主要“罪状”: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人我党，筹夺了基层党政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与此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吴风山、吴寿臣、韩盛才等so多人，他们与张玉苍一起构成了所谓“张玉各反革命集团”。此外，小站镇总支委员会也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张玉卷集团统治人民的工具”，“基本上已经烂掉”。鉴于此，小站四清工作组报经天津市委批准，撤销张玉否党内外一切职务，井将其升除出党;撤销全体总支委员党内外一切职务，建立了临时镇总支委员会。小站镇的这场夺权斗争前后共历时9天，当时被视为“一场革命政变”。但问题还没有到此结束，不久，张玉苍又被进一步拘留审讯;1966年1月按“反革命罪”判刑10年。至此，小站镇夺权斗争的善后处理工作才宣告结束。

　　继西右营和小站镇之后，沱子地也掀起了夺权斗争的高潮，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沱子地属对“历史问题”的进一步“清算”。1960年，陈伯达在天津市南郊区进行调查时，就发现小站镇附近幸福之路生产大队沱子地的水稻专家姜德玉有问题，是属“被拉人党内的富农分子”。1962年1月，天津市委据此将姜德玉开除出党，撤销其所担任的原幸福之路大队的一切党政领导职务。此次陈伯达再次来到沱子地，发现姜德玉的势力和威风仍然存在，当地的党政大权仍然操纵在他和他的集团手中，于是要求在佗子地挖“姜芽子”，即与姜德玉有联系的人。在陈伯达的授意下，四清工作组经过调查，进一步将姜德玉定为地主分子，并取得了其陷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新证据”，决定将其逮捕。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杨文明、葛传恕等70多人，他们或遭批判或被撤职，与姜德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姜德玉反革命集团”。此后，姜德玉本人于1%5年6月按“反革命罪”判刑巧年。至此，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势如破竹，取得完全“胜利”。

　　当时，天津市委在总结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情况时认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迟迟未被揭发和夺权，主要是由于“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在夺权斗争中，“市委发现南郊区一些主要领导成员和基层坏干部有比较深的牵连，又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进行革命的决心，有的还想保护这些坏人‘过关’。”因此天津市委决定改组南郊区委，将区委书记刘晋峰调职，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和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撤职，从而挖掉了张凤琴、张玉苍和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巩固了夺权斗争的“胜利果实”。

　　小站夺权斗争的过程也就是“小站经验”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小站因创造出了“成功”的夺权经验，一举成为了全国农村或集镇四清运动的典型。当时，天津市委在陈伯达的授意与“指导”下，曾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央报送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比较系统全面的所谓“小站经验”，其内容主要包括:“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要学会掌握运动的火候”;“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一面抓运动，一面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

两份材料使“小站经验”名扬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