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ical Cause for the Formation of Guizhou Culture and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On the headstream of Guizhou culture

He Jiquan1，Lin Jing2

(1. Guizho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iyang，Guizhou，550001;

　　2.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Guizhou Education Institute，Guiyang，Guizhou，550003)

　　Abstrac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Guizhou has a long history. Its development undergoes four periods: the originating period covering the primitiv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slave system， the formation period featured in the feudal culture， the growth period featured in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ulture and the mature period featured in the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Guizhou Culture; Historical Origin; Course of Development

　　贵州本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始终影响着贵州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对贵州本土文化与贵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

　　究，有必要先对贵州本土文化的发生、发展清理一番。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贵州本土文化的发展分为(1)滥觞期; (2)形成期; (3)生长期; (4)成熟期等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期(史前至公元前28—25年)

　　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期时间跨度很大，它经历了几十万年，涵盖了整个的原始文化和奴隶制文化。贵州是明永乐11年(即公元1413年)建省的，但贵州本土文化并非这时才有。追溯它的起源，可谓历史悠久。史前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和夜郎文化，就昭示着贵州本土文化的萌芽。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几十万年前，在贵州高原上，就有人类在生息、繁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石器时代文化。

　　贵州的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以旧石器时代文化闻名遐迩。

　　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成绩斐然，在全国名列前茅。到目前为止，己发现的遗址有40多处，其中重要遗址20多处，早期、中期、晚期遗址俱全。属于早期遗址的，有与北京人遗址比肩的黔西观音洞遗址， 有199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盘县大洞遗址;属于中期遗址的，有桐梓岩灰洞遗址、水城硝灰洞遗址、毕节扁扁洞遗址。属于晚期遗址的，有兴义猫猫洞、张口洞遗址，兴仁屯脚洞遗址，安龙观音洞、菩萨洞、七星洞、四伦碑遗址，望谟黄岩洞遗址，六枝桃花洞遗址，普定穿洞、白岩脚洞、洞口洞、红土洞遗址，毕节老鸦洞、大洞、吴家大洞、大岩洞、猴洞遗址，威宁草海王家院子遗址，织金大岩洞、猫猫洞、小岩山遗址，长顺青龙洞、神仙洞遗址，平坝飞虎山遗址，清镇穿洞、观音洞、大园洞、猫猫洞遗址，桐梓马鞍山遗址，遵义凤帽山遗址等。这些人类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之广，出土文物之多，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虽然发现不多，但也有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等处。

　　文化史告诉我们，最早出现的文化是物质文化。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的思维能力也极其有限，人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其他的。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贵州许多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石器和角、骨器，以及无数的牛、羊、鹿、熊猫、野猪、竹鼠、虎、豹、狐狸、豪猪、剑齿象、獾、猕猴和诸多鸟类、蚌、螺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禽兽、捕捞水生动物和采集植物的果实和根茎。

　　为了更好地从事狩猎、捕捞、采集，必须要制作工具。而最早的工具制作，就是文化。当原始人第一次将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开始，人类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并利用工具进行劳动的时候，文化就出现了。从贵州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出土的石制品总数己逾三万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等;骨器有千件左右，种类有铲、锥、叉、刀、镞、针等;角器有二十余件，种类虽然只有铲一种，然而却是国内唯一发现。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时生活在贵州高原的人们精湛的工具制作技术以及这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在石器工具制作方面，旧石器时代早期以锤击法为主，晚期则有所发展，出现了三种文化类型: (1)兴义猫猫洞文化类型，以国内少见的、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的“锐棱砸击法”为主; (2)草海文化类型，以锤击法为主，对石片的第二步加工方法皆以复向加工或向背面加工为主，刃角多在71°以上: (3)白岩脚文化类型，早期以锤击法为主，而晚期则以锐棱砸击法为主。用这些技术加工的石制品，不仅制作精良，而且也十分实用。

　　骨、角器的制作方法大致经历了打、琢、刮、磨四道工序，其制作技术相对稳定，器形精致而比较规整，这充分反映了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作骨、角器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贵州的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黔西观音洞文化到晚期的普定穿洞文化，时间跨越了约20万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活在贵州高原上的古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与其他地域的原始文化比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略胜一筹。应当说，这种别具一格的原始文化，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合拍的。

　　谈到贵州本土文化的滥觞，还应当提到的是夜郎文化。夜郎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说明当时夜郎在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是较大的。它“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占据了现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夜郎时期生活在贵州高原上的人们已度过了漫长的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岁月，整个文化面貌较之石器时代有了质的飞跃。

　　夜郎时期除了相当一部份人还在使用石、木器和少数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外，广泛使用的是青铜器。征集和发掘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考古工作者宋世坤等将夜郎文化定位为青铜文化，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夜郎故地上征集和发掘的青铜器数量很多，种类有镬、锄、凿等生产工具，有戈矛、剑钺、刀、斧等兵器，有鍪、釜、洗、碗等生活用具，有贝器、有鼓等乐器，有带钩、铃、扣饰、马佩饰等饰用器，有手镯、戒指、发钗等装饰品(见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这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镬、锄、凿、刀、斧等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的出土，映证了史籍记载的史实，说明夜郎己进入了农耕社会，出现了三种经济文化类型:(1)稻作农业型。《史记》记载，夜郎人的生计方式之一是“耕田”。这里的“耕田”，应是开垦农田种植水稻。1975年在兴仁、兴义汉墓中出土的泥质水塘稻田模型灰陶盆即可证明。在这个水塘稻田模型灰陶盆中，一半为水塘，一半为稻田，稻田又分四大块，块块有通水缺口，田中还有成行的稻菽纹。水塘与稻田之间，筑堰一道，中有通水涵洞。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个水塘稻田模型灰陶盆的出土，说明当时夜郎有部分人是以耕作稻田种植水稻生活; (2)刀耕火种型。《华阳国志》记载，? ?夜郎故地许多地方是“畲山为田”。所谓“畲山为田”，就是用石器或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砍伐荒草和树木，然后焚烧，借助火势把荒草、树木烧成灰烬，熟化土壤，播种农作物，达到收获的目的。在省内各地征集、发掘的许多铜斧、铜刀、铜锄、铜镬即是在刀耕火种中使用的生产工具; (3)山地游牧型。古时的夜郎是山区，许多地方是较好的放牧场所，适宜放牧，正如《太平御览》引古本《华阳国志》所说“滇汉(应为濮)、钩町、夜郎、叶榆、同师、旧堂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御。”“随畜迁徙”，就是说过的是游牧生活。新中国建立后威宁汉墓出土的猪、牛、马的许多牙齿，对此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还应当提到的是，夜郎时期已出现了与当时物质文化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就制度文化而言，夜郎到西汉时期已进入奴隶社会。这首先表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夜郎已出现了阶级，有了奴隶主和奴隶。《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个“君长”，汉使唐蒙称为“夜郎侯”，后来汉武帝又封夜郎侯为”夜郎王”，可见他是夜郎的最高统治者，是夜郎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在“君长”下面，还有“邑君”。《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牂牁太守陈立在且同亭召见夜郎王兴时，“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可知夜郎王下面还有“邑君”这个奴隶主等级。在夜郎这个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为了使这种生活世世代代传下去，他们还用世袭制取代了过去的推举制。《汉书》记载，牂牁太守陈立杀了夜郎王兴以后，邪务作为兴的儿子就成了王权的当然继承者，伙同其外祖父翁指胁迫夜郎二十二邑举兵反汉。有奴隶主，必然有奴隶。《汉书》就载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这中间的“僮”即是奴隶，巴蜀商人正是在夜郎等地区用买卖奴隶等方式来发家致富的。奴隶的来源除了因贫困破产不得不出卖自身或家人的以外，还靠战争掠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平南越时，曾派驰义侯去伐南夷兵，紧邻夜郎的“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且兰君害怕远行后“旁国虏其老弱”，说明当时通过战争掠夺奴隶和财产的现象是多么严重!其次，西汉时期，夜郎作为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构成国家的要素诸如官吏、军队等已经具备。从史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夜郎不仅有了王、侯、邑君等不同权力、地位的“官吏”，而且还有了军队。《史记》、《汉书》记载，唐蒙在出使夜郎之前，上书汉武帝:“窃闻夜郎有精兵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夜郎有“精兵十余万”，可能有所夸大，但夜郎已有军队，这确是无庸置疑的，否则就不会有汉成帝年间夜郎与句町、漏卧相互举兵攻伐的事了。

　　从精神文化来说，夜郎时期原始宗教十分盛行。《华阳国志》记载，夜郎习俗“好鬼巫，多禁忌”，说明原始宗教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赫章可乐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夜郎时期的一批墓葬很特殊。在墓坑一端侧置的铜釜、铁釜或铜鼓中，有人头盖骨和牙齿。在一些头骨顶部还有铜发钗、鍪金铜杨木梳等装饰品，但均不见棺木痕迹。考古工作者把这种将死者尸体头部直接套入当作葬具的铜釜或铜鼓的葬法称之为“套头葬”。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特殊的葬法呢?这与夜郎人信奉原始宗教有关。铜鼓在古代是乐器，兼作炊具，以后又被看作是一种神器，死后将头套在铜鼓中，可能意味着灵魂能回到祖先的发祥地。由此可见夜郎时期精神文化的一斑。再有，夜郎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也有所增强，仅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铜质带钩来说，就有虎形铜带钩、牛头形铜带钩、鲵鱼形铜带钩、飞乌形铜带钩多种，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形象生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说明夜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识较之原始社会大大增强，人们已将生活中所见的动物作为创作的题材，运用于工艺制作中。这一时期，虽然有盛览等文人的《合组歌》、《列锦赋》等作品问世，但只不过是凤毛麟角;大量出现的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华阳国志》、《后汉书》已载的“竹王传说”就是在这时期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佳作。

　　二、贵州本土文化的形成期(公元1413年至公元18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