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考核验收与表彰制度
1953年11月24日，教育部第一次界定文盲半文盲概念，颁布了统一的扫盲标准及相关的脱盲考试规章制度，即《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山西省根据中央和华北局制定的标准予以转发：农民一般可定为认识1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的书报、写常用的便条收据等为合格，能认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在500个以下者为文盲，考试分识字、阅读、写作三项。［22］1956年，根据中央《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山西省将农民业余学校的毕业标准提高到能认1500个字、能大体看懂通俗报刊、记简单的账和写简单的便条、会做简单珠算，凡达到的学员可以毕业并发识字证书。
在毕业考试方面，山西省亦出台了相应政策，规定在乡支部和乡人民委员会或农业社分支部和社务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由扫盲协会、团支部、妇联、兵役等有关系统和农业社副社长、文化福利股长、义务教师代表和当地小学教师等共同组成扫盲毕业考试委员会，审查应试学员的名单、监督考试、评阅试卷、评定考试结果并颁发识字证书。［23］
为了系统总结冬学经验，进一步鼓舞农民学习热情和提高冬学干部及教师工作积极性，山西省还确立了对优秀学员、教师、工作者进行表彰的制度。模范学员评选标准为：学习态度端正且成绩优良者；能主动帮助与组织别人学习并有一定成绩者；学习和生产结合较好并能将学习所得运用于生产者。模范教师的标准为：工作积极负责并能克服困难且教学成绩较突出者；积极钻研业务并能根据“速成的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教学方法上获得一定经验或有创造者；能主动与乡村干部研究和结合中心工作进行教学，且对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推动中心工作有明确成绩者；政治思想进步、作风正派且能密切联系群众者。模范工作者的标准为：能正确掌握农民业余教育方针且在群众中宣传贯彻较好者；能主动争取党政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且能具体帮助冬学（民校）解决问题并使工作卓有成效者；细心钻研业务并根据农民群众不同生产生活特点教学等方面有显著成绩和经验者。模范学员、模范教师的评选比例以不超过学员总数、教师总数的5%为限，模范学员人均奖励1元（新币，下同）；模范教师人均奖励2元；模范工作者（主要指冬学校长、乡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专职教师、扫盲联合校长等）每区以不超过3人为限，人均奖励25元。奖品主要是学习及教学用品，如笔记本等，以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为原则。［24］较大规模的表彰会是山西省教育厅于1956年召开的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平顺县西沟村金星高级社副主任申纪兰、新绛县张家坡村义务教师李宏勤等被评选为先进个人并做了主题发言。［25］
三、扫盲教育的成效与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地方特点，通过种种措施大力进行农村扫盲，成效显著。
首先，许多农民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态。原来农民文盲比例最大，文化水平最低，经过几年的教育工作，许多劳动者从不识字及不会看书记账、算成本、看计划到能够做到这一切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1956年《山西日报》记者关于昔阳县中思乐村扫盲工作报道中描述的那样：“有些小伙子们不论到县上或是在乡里社内开会，只要能记笔记，哪怕记的不好也要争着记。”这个村每家都有记账用的“记工账”或“收支账”，如王柱小家有3本账：一本“记工账”记全家每人每天在社里所赚的工分，一本“来往账”专记和农业社的经济来往，一本家庭日用开支账。有账以后，全家吃穿有计划，一点不浪费，“记工账”还能督促全家大小积极劳动。［26］
农民学习文化为其打开了接受科学道理的大门，中思乐村农民过去认为“种在地，收在天”，学习文化后许多群众相信杀虫药剂、人工授粉、药剂拌种、化学肥料等科学耕作技术，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既提高了自身技术素质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有的群众总结说：学文化带来四快，即“劳动算账计分快，学习技术快，国家大事懂得快，小两口恋爱通信快”［9］。1956年，解虞县西张耿乡星火农业社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扫盲毕业的570人，经过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懂得了小麦病虫害防治，234人学会浸种拌种，389人能使用和修理喷雾器，66名男女青年当了拖拉机站农具手，61人学会柴油机和锅驼机的安装修理。由于掌握技术，10天内就完成消灭棉田红蜘蛛的任务。是年，该社小麦平均亩产211斤，超过过去59%。［27］
其次，在农村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扫盲教育有效改造了群众旧有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树立了新道德、新风尚。如陵川县东谷村，全村青壮年57人基本扫除文盲，49人达到识字1800个且能看懂一般通俗书报或能写两三百字文章，最少也能识字二三百个，普遍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全村订有《山西日报》1份、《山西农民》3份、《华北农民》5份及其他通俗杂志。［28］
再次，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农民业余教育场所既是学文化的场所，也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广大农民有了文化，思想开窍了，觉悟提高了，工作态度变积极了。如陵川县东谷村，随着宣传工作的深入，许多农民理解了国家粮食统购政策，村民王保英说：“我过去家里很穷，现在有了余粮；过去没有上过学，现在识了字，这都是政府给的好处”，并表示跟共产党走没错，一定要把余粮卖给国家。全村32户共售粮26400斤，超额完成9300斤，平均每户售粮800斤。全村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全民合作化”。［28］
最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优秀人才。山西省农村扫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壮年，经过十几年艰苦细致的工作，青壮年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既解决了当时农村干部缺乏的问题，又为国家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准备了条件。如昔阳县思乐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1954年秋共扫除青壮年文盲220人，其中28人担任了乡村主要干部、18人担任了农业社副社长、19人担任了一般社务干部、2人当了社会计、81人当了社劳动小组长和记工员。［29］“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从小就没有念过一天书，现在不仅能看报纸，并且能写出非常通顺的总结报告。”［30］
山西省农村扫盲因受政治环境、缺乏经验、期望过高等因素的影响亦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1952年，有的地区不顾条件盲目扩大速成识字班，1955年以后又提倡分散学习而导致“分散分散，一分就散”，而且有的地区为完成任务采取了强硬粗暴的方式，如1953年长治县六区扫盲小组贾好则等写信就扫盲过程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现象向毛泽东反映：该县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为超额完成全县22万人入学任务，将原订每班40人增到60人，实际组织40个学员已费很大力气甚至少数村还未达到，再增加20人更加困难。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使扫盲工作产生了草率冒进倾向，脱离了实际。［31］第二，个别地区宣传发动工作流于表层。因基层组织宣传不到位、学习精神并未完全深入人心，群众学习热情难以实现自觉，就连当时扫盲搞得好的祁县王村等亦存在此类问题。第三，生搬硬套，学习形式僵化。如有的村开设的集中学习速成班，不管忙闲一律天天上课，每天3个小时。1955年11月下大雪，群众怕地里的白菜冻坏，心急如火，但扫盲干部和教师不批准请假，影响了学习效果。在教学方法上，有的村僵化套用祁建华教学法，许多学员还没学会拼音就进入突击识字阶段，且强调“狼吞虎咽”与“大量突击”，如王村最高每次突击识字144个字、永兴庄甲组每次达180个字。王村女学员郭烈兰每天突击认识的字只能记住一半，其爱人只能接受1/4。［32］这种生搬硬套的教学模式不仅导致学习与生产冲突之事时有发生，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群众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对扫盲工作高度重视，形成自上而下的联动体系；要根据农民生产生活的特点，贯彻因时制宜原则，在保证农民完成生产的前提下对生产、生活、学习统一安排，同时，为巩固扫盲成果须坚持常年学习。在组织学习上，以农闲时学习为主、次忙时复习为主、农忙时主动放假为原则；［14］强调自愿学习，学习时间与方式要根据农民生产情况和学习条件灵活多样；注重到乡、村、户听取农民的意见，制定可操作性的政策。
［ 参 引 文 献 ］
［1］《扫除文盲宣传提纲》，《山西日报》1956年1月6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84页。
［3］《1949至1952年扫除文盲人数》，山西省档案馆：C5-17。
［4］《1953至1957年工农业余教育计划》，山西省档案馆：C5-16。
［5］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教育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38页。
［6］《加快速度扫除农村文盲》，《光明日报》1955年12月20日。
［7］《省扫除文盲协会与教育厅合署办公》，山西省档案馆：C61-5-72。
［8］《1953年华北区冬学工作初步经验总结》，山西省档案馆：C61-5-14。
［9］《五十八个基本扫盲村情况和经验》、《省教育厅关于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情况向教育部的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61-5-60。
［10］南峰：《一个村的扫除文盲工作调查》，《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4日。
［11］《华北行政委员会关于冬学工作的指示》，山西省档案馆：C61-5-14。
［12］《送字上门办法好》，《山西农民》1956年1月14日。
［13］《指示选拔与集训冬学义务教师》，山西省档案馆：C61-5-20。
［14］《华北区1953年扫除文盲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意见》，山西省档案馆：C61-5-14。
［15］《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目录》，山西省档案馆：C61—5-54
［16］《记工识字课本》，《山西日报》1955年12月20日；《扫除文盲宣传提纲》，《山西日报》1956年1月6日。
［17］《二十一个县扫盲工作检查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61-5-60。
［18］《把扫盲运动深入一步》，《山西日报》1956年1月12日。
［19］《省农业社办民校工作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61-5-38。
［20］《妥善解决民校教师的教学误工问题》，《山西日报》1956年7月12日。
［21］《省农业社办民校工作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61-5-38。
［22］《转发扫盲标准毕业考试暂行办法》，山西省档案馆：C61-5-14。
［23］《省教育厅关于秋收前农民业余学校举行扫盲毕业考试的补充通知》，山西省档案馆：C61-5-64。
［24］《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通知（55）教农字第七号》，山西省档案馆：C61-5-38。
［25］《省教育厅关于出席全省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名单》，山西省档案馆：C61-5-51；《省教育厅关于出席全省扫盲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农教先进单位典型发言》，山西省档案馆：C61-5-52。
［26］史可铿：《在一个文化村里——昔阳县中思乐村扫盲工作访问之一》，《山西日报》1956年1月26日。
［27］《今年我省农村又有39万人扫盲毕业》，《山西日报》1956年12月1日。
［28］《陵川县东谷村冬学是怎样结合识字教育宣传总路线的》，山西省档案馆：C61-5-31。
［29］《省教育厅对冬学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和意见》，山西省档案馆：C61-5-38。
［30］《太行山区农民文化丰收》，《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
［31］《省扫盲委员会关于农民扫盲工作总结及向中央省委的报告》，山西省档案馆：C61-5-17。
［32］《祁县王村等五村扫盲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山西日报》1953年6月11日。
［责任编辑：郑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