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傅市长和郭主任分别介绍了成都市开展地方志工作的情况。成都市是全省修志的试点市，也是四川省方志工作的排头兵，而且成都市志办在全国15个计划单列市中也是走在前面的，工作有很多创新。成都市方志办开展的“书香成都”主题活动，把地方志读物送到社区、学校、村舍，这项工作就很有新意。在第二轮修志中，成都计划市志编8卷，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总纂，拿出了初稿；20个区（市）县中，已有10个区县完成了初稿撰写任务。在旧志整理，特别是进行《抗震救灾志》工作方面，成都市志办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些都说明，成都市的地方志工作是抓得紧的，值得充分肯定。

　　下面，我结合成都市地方志工作的特点讲几点意见：

　　第一，要站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度，认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们从事地方志工作，不是为了修志而修志，是要用编纂志书服务于地方的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地方志是全面反映一个行政区划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等方方面面情况的资料著述。地方志工作有没有前途，跟当地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地山川秀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经济发达，地方志就有内容可写。成都建市在战国末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也都是突飞猛进。傅市长说，成都的GDP已达5500亿，占四川省的三分之一。这些都为成都市志的编纂提供了丰富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在成都从事地方志工作是一种幸运。反过来说，地方志越是有内容可写，我们的工作就应该干得越好。

　　第二，要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认识志书质量第一原则的重要意义。

　　志书不是畅销书，但它是最有生命力的书。大家要从志书性质和地位的角度，从编纂现代地方志方法的角度，认识把志书质量放在首位的意义，使志书更好地为当代乃至千秋万代的社会经济事业服务。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各种会议上讲得已经很多了，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要站在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高度，认识建设方志网站和方志馆的重要意义。

　　修志本身不是目的，用志才是目的。怎么才能用好志书呢？我们现在的志书，种类之繁，字数之多，都是以往历代无法比拟的。现在一部县志多则上百万字；成都市志共8卷，起码800万字；四川省志90多卷，接近一亿字。因此，如何读志用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开发利用志书资源，通常的办法就是在报纸上搞一个小“豆腐块”，在电视上搞一个栏目，在台历上做一个知识简介等等。这些虽然也起作用，但作用有限。令人没想到的是，我们赶上了高科技的好时代，人类发明了信息技术，可以利用数字化、网络化，这使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变得非常简便。现在，四川省志办、成都市志办都有了方志网站，这是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手段，建议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要充分利用这个网站。对于方志馆，我们过去的定位有毛病。过去说方志馆是收藏志书、存放修志档案资料的场所，或者是展览旧志和修志历史、普及地方志知识的场所。我认为，这个定位没有把方志馆开发利用方志资源的功能凸显出来。要弄清什么是方志馆，应当从什么是地方志说起。所谓地方志，说到底就是地情，因此，方志书就是地情书，方志馆就应当是地情馆。也就是说，方志馆的意义在于把志书中的平面内容，用展板、模型、沙盘、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变成立体的东西，使它成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地情国情和爱国爱乡教育的场所。这样的方志馆，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地方志对于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应当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方志馆是一种文化设施，可以填补我们文化设施中一个空白。我们有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音乐厅、歌剧院等，但缺少一个横向反映地情的文化设施。历史博物馆是纵向介绍一个地方情况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志馆与它刚好可以相互补充。将来通过成都市方志馆中的沙盘，可以使人对20个区（市）县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一目了然。傅市长表示，他心目中有一个可以建方志馆的地方，而且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我很乐意看到这个方志馆早日建成。

　　第四，要站在建立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科的高度，认识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方志学是以方志为对象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很早就有了方志学，清代的章学诚就是研究方志学的学者。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高校仍没有将方志学列为专业，这说明方志学科还不够规范、不够系统、不够完整，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学科条件。我们要使方志学科早日建成，就要加强方志理论的研究。高校的学者有责任，我们方志工作者更有责任。我们要主动与高校合作，共同推动方志理论的研究。现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已经启动了《方志百科全书》的编纂工程，而且决定今后每年要举办一次方志学术年会，向全国征文，用以推动方志学科的建设。

　　第五，要站在宣传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的高度，认识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重要意义。

　　《抗震救灾志》的编纂是国家层面的任务，也是方志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汶川大地震是一件坏事，它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使坏事变成了一件好事，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成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称赞。编纂《抗震救灾志》是国务院部署的，成都市、四川省、国家许多部委、全国许多省市都领授了编纂任务。建国62年来，我们还没有在国家层面上修过志，《抗震救灾志》是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志书，尽管只是一部专门志。成都市作为灾区的中心区域之一，一定要率先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注意相关数字和资料的准确性、一致性，不要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否则对国家形象很不利。

　　第六，要站在更好履行《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职责的高度，认识加强方志办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去年提出要建设“四型”方志办，今年又提出地方志工作要努力实现“九个创新”。这就都是为了使我们地方志工作机构自身素质过得硬。市方志办一方面要搞好志书编纂任务，另一方面要指导下级方志办的工作。因此要特别重视对《条件》和中指组有关规定的贯彻落实。这里，我想特别对志书的上下限和出版时间等问题说几句。《条例》规定志书20年一修，这就意味着一修20年。地方志是官书，因此全国志书的上下限应当基本统一。全国第一轮志书的上限，一般是从有人类活动开始；下限大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既然如此，第二轮志书的上限就应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断限的标志性事件；而下限就应当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这样也可以为第三轮修志留下一点空间，否则像现在一些地方二轮志书的下限，延迟到2010年，这样不仅使第三轮修志发生困难，而且也不符合历史工作的规律。搞历史，在时间上总要有一点沉淀，不能与现时靠得太近。有些领导希望把志书下限时间与现时挨得近些，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把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写进去。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并不合适。我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方面要开明一些，不要急功近利。我过去说过，地方志工作要“四快一慢”。“四快”指的是启动要快，组织和培训队伍要快，搞规划和篇章节目的设计要快，完成初稿要快；“一慢”指的是成书要慢。第二轮修志的时间还很充裕，不要急于出书，以免丢失修改的机会，影响志书的质量。

　　成都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国家“城乡统筹”配套试验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地方志的起源地之一，所以，我认为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应该搞得更好，而且一定可以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