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工产业的主要发展脉络

　　国防工业作为我国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前提下,国防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捍卫国家主权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工业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按现代化启动时间和方式的不同,可将国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1]57。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最初诱发因素主要来源于外部世界对自身生存的严峻挑战和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从而选择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解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两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的国防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当时,全国共有兵工企业162个,其中解放区建立的人民军工企业94个,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兵工企业68个[2]241。这些兵工企业基本只能生产轻武器,不具备复杂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能力。在“一五”时期,苏联援建了44个现代化军工项目,我国国防工业经过跨越式的调整和技术改造,基本建立起初步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

　　20世纪60、70年代,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背景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为了对峙苏联和抗美援越,军费大幅度增加,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军工技术产品的研制及生产都取得重大突破,带动了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大三线”及“小三线”建设后,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基本趋于合理,体系也更加完善,涵盖了核、航天、航空、舰船、兵器、电子等行业。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是“国防工业要服从经济建设”,国防经费开支开始大幅削减,造成全国军工企业经营普遍困难重重,国防工业布局受改革开放前临战指导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布点分散,资源重复配置,效益低下等问题,为了扭转军工业的困境,国务院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包括重组、改制、上市以及关闭、停产、转民、搬迁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邓小平提出了以调整和改造三线布局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布局调整指导思想,确立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方针。通过国防工业布局特别是三线布局的调整,不仅提高了原有国防工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而且新建的一批工业区,也给内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步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军工产业进入和平崛起时期,受“能战才能求和”指导思想的影响,军费开始逐年上涨,军工产业进入上升周期的拐点。1999年10大军工集团改组新设立之后,“十五”期间经济总量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2002年实现扭亏转折,从2003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大规模更换装备时期,军工产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初步形成寓军于民的新体系框架和军民互通、互动机制,初步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实现了国防军工产业的新跨越。

二、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沿革

　　我国军工产业的改革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但改革进程仍然滞后于国有企业,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国防利益均得不到有效实现。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军工产业进行调整和改革,基本体现出集团化、市场化和军民融合3个方向,但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安全需要,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全面推进军工产业的发展,实现军工产业做大做强的最终目标。我国军工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主要经过了3个阶段和形式: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部分军工企业以军转民产业率先上市。这一阶段主要的进入行业有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摩托车行业等。其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广船国际1993年10月上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建摩B、中国嘉陵、长安汽车以及航空第二集团的南方摩托、航空第一集团的力源液压等摩托车、汽车及通用基础性生产企业又在1995-1997年先后上市[3]66。第二阶段为深化阶段,军民两用国防资产企业改制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实施产业整合。1999年,以航天科技集团的火箭股份、中国卫星和航天科工集团的航天长峰等军民两用产品企业的买壳上市拉开了我国国防工业上市的序幕。2004年,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将旗下直升机、教练机以及汽车等经营性资产整体打包,在香港上市,将国防工业证券化、市场化推向一个新的高潮[3]66。第三阶段是发展阶段,以上市公司为平台,推进国防资产证券化和专业化重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配置各类资源,实现军工企业做大做强。2005年,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国防军工企业以股改为契机,使军工企业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全面推进国防资产证券化。

三、军工产业的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