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冷战遗存最多、各大战略力量前沿对峙最为严重的地区。朝核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更使得这一地区几乎时刻面临战争的阴云。国际安全治理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全球或区域性安全机制建设的过程, 其主体是国际政治行为体, 客体则是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谈到国际安全治理, 东北亚地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在此, 笔者希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 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视角研判和分析当前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和安全格局?第二, 全球治理特别是安全治理的一般性框架是否能够适用于当前的东北亚地区? 

　　一、相关理论阐释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做一铺垫和阐释。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来看, 安全概念 (特别是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安全概念) 的演进经历了自我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三个发展阶段。当前, 安全研究正在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经历两种并行的发展趋势。从国家层面来说, 安全研究正在从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移动;从区域层面来说, 安全研究正在从集团本位向国际社会移动。这是两个同时存在, 但却是反向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必须从国家的作用谈起。从政治制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家的出现是各种集团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 国家是人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了履行保护的责任而缔造的政治性、制度性组织形式。每个国际政治行为体都具有安全的自助能力, 这是传统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冷兵器时代, 每个国家或者说国际政治行为体在进攻和防御的手段方面并没有根本性区别, 而在人类社会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 特别是进入核武器时代之后, 国家在争取生存空间、维护自身安全和支配他人权力方面的手段产生了质的变化和区别。当今世界安全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的核 (武器) 格局所奠定的, 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 这一态势更为明显。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 笔者发现, 区域一体化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同国家安全内容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具体来说, 一体化程度和水平较高的地区, 国际政治行为体对于主权安全的关注度往往较低, 而对于人的安全的关注度则较高, 人是安全治理的客体, 人的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载体和落脚点。而一体化程度和水平较低的地区, 国际政治行为体对于国家主权安全的关注度则往往较高, 政权安全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安全通常会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国家既是安全治理的主体,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安全治理的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和国家作为两个对立性分析变量, 探究二者在游移性和对立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及主客体地位, 成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 

　　二、东北亚安全结构解析 

　　那么,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研判和分析当前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和安全格局呢?笔者认为, 这实际上是一个一体化研究的议题。在学术界目前的一体化研究中, 特别是在区域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体化实践研究中, 从形式上看, 主要有三个视角, 即大国协调视角、区域合作视角、社会互动视角。从内涵上看, 主要有三个维度, 即安全维度、发展维度、文化维度。大国协调视角对应安全维度, 区域合作视角对应发展维度, 社会互动视角对应文化维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大国协调的视角看, 地区国家为了追求区域性安全而开展合作, 这种区域性安全既可以是国家层面的, 也可以是地区或者集团层面的, 甚至可能是体系层面的。从区域合作 (这里主要指经济合作) 的视角看, 区域国家间为了实现和达成发展的目标而开展合作, 进而追求并得到某种由经济合作而产生的功能性外溢成果。从社会互动的视角看, “共识是友谊的源泉”, 区域国家间社会互动的理想状态是建立或实现某种文化认同, 进而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在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相互理解, 最终达致全方位合作。 

　　在上述笔者建立的分析框架中, 大国协调 (安全) 、区域合作 (发展) 、社会互动 (文化) 三个分析层次是一个从“硬”到“软”的排序过程。从目前人类社会已有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成果来看 (例如欧盟、东盟、非盟、拉共体、海合会等) , 我们会发现, 一体化程度越低, 硬性视角越鲜明;一体化程度越高, 软性视角则越突出。强调大国协调、追求国家绝对安全, 往往是一体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标榜和推崇的区域化模式;而追求社会互动视角下的文化认同则恰恰是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在区域化实践中所高举的旗帜。 

　　欧盟作为一种高水平合作机制, 创造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成就最高的一体化模式, 成为传统地区主义的代表。而东盟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描述为新地区主义合作的里程碑。那么, 传统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的区别何在?笔者认为, 传统地区主义强调的是合作主体间的同质性, 而新地区主义则强调只要条件合适, 异质性主体间也可以达致成功的区域合作。东亚、东北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冲突、矛盾, 甚至对抗, 恰恰是地区一体化程度较低的表象。正是因为政治互信水平低, 所以一体化程度低;而一体化程度低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互信的缺失。区域一体化水平低和政治互信缺失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 成为东亚、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 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一系列安全问题特别是传统安全问题中, 除朝核问题外, 还有边界领土问题, 或者说边界领土争端。例如, 日韩之间的独岛 (竹岛) 之争、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中韩之间的岛礁归属分歧等, 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大国协调不畅、区域合作无序和社会互动缺乏造成的。而大国协调不畅、区域合作无序和社会互动缺乏又进一步导致了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严重滞后, 从而使得相关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平台, 而相关机制的建立则更是无从谈起。 

　　三、全球安全治理的特例 

　　那么, 全球治理特别是安全治理的一般性框架是否能够适用于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呢?近年来, 随着一些构建东北亚区域性安全机制尝试的出现, 将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东北亚安全问题纳入全球治理框架来解决的呼声在学术界兴起。但是, 如果我们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就会发现这类观点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虽然从理论和一般意义上讲, 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构成国际社会的世界各国, 而不是世界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类国家,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都应该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共同承担全球责任, 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但是这一一般原则不适用于冷战对立依然尖锐存在的东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建立的首要前提还是要依靠大国协调和战略共识来创造。 

　　笔者认为, 全球治理特别是安全治理有两个初始性前提条件:一是全球治理特别是安全治理的治理对象必须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治理过程中必然伴随相关主体间主权和权力的让渡 (或者叫“授权转移”) 。但是在现实中, 东北亚地区存在的朝核问题和边界领土问题都不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 而恰恰是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冷战的遗祸。也就是说, 上述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不是由全球化造成的, 而是由冷战造成的, 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用简单的主权让渡的思维和方式来实现。 

　　事实上, 半岛问题和朝核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合, 但这两个问题的当事方和本质症结却各不相同。半岛问题的当事方是朝韩双方, 症结是朝韩双方以谁为主实现统一的问题, 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制度博弈和“法统”兼容的问题。而朝核问题的当事方名义上是中、美、朝、韩、俄、日六方, 但实际上只有美、朝双方起决定性作用。从国际战略态势上说, 朝核问题是一个由核实力和核地位奠定的大国战略博弈游戏。拥核, 或者说核武化, 是这场战略博弈游戏的“入场券”。朝核问题的症结是朝鲜同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讨价还价, 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核大国地位的问题。 

　　因此, 将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全球治理, 将其纳入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框架来解决的思路, 是一个伪命题。在目前的现实状态下, 以全球治理的思维和框架来探讨东北亚安全治理是不切实际的。未来东北亚地区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国协调 (安全) 、区域合作 (发展) 、社会互动 (文化) 三个视角、三个维度、三管齐下, 在经济外溢效应的推动下达成大国间的合作共识, 推动东北亚地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交流互动, 建立起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安全互信, 这才是地区安全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