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决定在全国开展战备工作。全国各地、各部门都被动员起来备战、备荒。中国的战备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度达到高潮。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术界已做了不少探讨。已有成果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时的战备思想、战略方针以及与之相关的“三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对于某个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战备工作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在何岚、史卫民的《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郝维民的《内蒙古通史•第七卷》四（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对此问题略有涉及。]。本文拟利用相关资料，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便于叙述，本文简称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备工作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战备工作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严峻。1962年10月，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击退了入侵之敌，稳定了中印边境局势。中美关系仍处于对抗状态，美国胁迫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同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同盟，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当局袭扰大陆。1964年8月，美军轰炸越南北方，武装干涉越南内政，进而对中国造成军事威胁。10月22日，毛泽东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1］“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备思想开始初步形成。中央开始进行“三线”建设，原来准备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的“三五”计划也转向以备战为中心。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邻近中国的蒙古派驻苏军，威胁中国北方边境的安全。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正处于和苏军对峙的前沿地带，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相关战备工作。

　　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战备领导机构  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自治区副主席王再天任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内蒙古自治区人防机构解体。1969年12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内蒙古军区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精神，联合发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旗县战备领导小组的通知》，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任内蒙古自治区战备领导小组组长”。［2］

　　开展小三线建设  自1965年4月起，内蒙古自治区在海勃湾市（今乌海市海勃湾区、海南区）进行小三线建设，至1970年，先后建成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和内蒙古第三通用机械厂等八个军工企业，生产56式半自动步枪、子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3］，为国防建设提供武器装备。

　　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4］同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的四盟二市[即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参见郝维民：《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70页。]组建前线指挥所，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因内蒙古自治区战略地位特殊，为更好地开展战备工作，1968年，经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等单位协商，决定撤销华北农垦兵团[华北农垦兵团，1966年初由北京军区负责组建，司令部设在山西省大同市花园屯，接收了雁北地区的山阴、阳高、天镇、朔县等农场、马场，先后设置12个团。参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第15页。]，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经毛主席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规划了六个师的建制，其中一师、二师、三师、六师于1969年组建（一师、二师、三师分布在巴彦淖尔盟，六师分布在锡林郭勒盟）。1970年，设立四师、五师。四师师部先设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后迁至伊克昭盟海勃湾市（今乌海市海勃湾区），五师分布在锡林郭勒盟。参见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第５、13~16、89页；《乌海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农牧林水发展史》，政协乌海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2002年编印，第7页。]，列入北京军区序列。［5］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成立大会。为庆祝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内蒙古日报》于5月8日专门刊发了社论，社论指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有利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充分挖掘北部边疆的丰富资源，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6］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内蒙古地区的战备工作，在战备方针及规划、武装建设和战备训练、战备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战备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战备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备方针及规划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当年，正值全国全面备战。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争，要遵循怎样的战略思想和方针？制定怎样的战备规划？这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首要问题。

　　战略方针是制定作战计划，进行战争准备、军队建设的依据。早在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着重讨论了“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会议依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7］即使后来做出“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判断，这一战略方针也未改变。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8］对于如何做好积极防御，毛泽东曾提出：“如果要大打，中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极大，我们可以让出一些地方来，让敌人尝到一点甜头，得到一点好处，实行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样能够使敌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由主动变为被动，便于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消灭敌人”。［9］诱敌深入、人民战争成为毛泽东所强调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这也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备工作的行动准则。

　　1970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向各师团下发的《战备工作基本情况及今后战备工作的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打人民战争、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伟大战略思想。战争打起来，我们主要是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闪躲敢打，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连自为战，战不离村，独立作战，把敌人拖在内蒙，消灭在内蒙”。同时，《要求》明确提出兵团武装力量的性质属于人民游击队，它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侦察敌情，袭扰敌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机场、仓库等目标，伏击敌人的运输队，配合主力消灭敌军等。［10］

　　1970年6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战备工作规划》［11］。“为补充此规划的不足，修改上级已经作了任务调整的部分”［12］，1971年3月2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下发了《战备工作规划补充计划》，明确指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承担的战备任务：1.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建设好游击根据地，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2.坚持就地斗争，生产储备吃、穿、打、用的所需物资；3.做好支前工作，担负前送后运等任务；4.加强武装连队建设，战时组编一个陆军师扩充野战部队”。［12］可见，《战备工作规划补充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游击战争任务。此外，为配合开展长期游击战的需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还考虑到每个师都要有一个后方基地，其任务是：平时以农业生产为主，以粮为纲，搞好农、林、牧、副、渔生产，相应地搞些小工业；战时除坚持生产外还发展战时工业，支援前线，安置疏散人口，为战时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11］10月6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向内蒙古军区提交了《西部四个师后方位置报告》，25日，内蒙古军区批复此报告时规定了兵团战时四个师的后方位置：“一师海勃湾毛尔沟、采石山、常库山地区和乌达市的马保店、乌兰木头、河拐子店地区；二师杭锦旗独贵特拉公社和达拉特旗中和西、乌兰、蓿荄公社地区；三师杭锦旗霍洛、亚斯图公社和鄂托克旗早稍、巴彦淖公社地区；四师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和该旗种畜场地区”。［13］这些地区实际上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后方基地。

　　正是在诱敌深入、人民战争战备思想的指导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地形特点，以阴山以南和黄河以北地区作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将黄河以南的伊克昭盟作为支撑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从而制定出详细的战备规划，为整个战备工作提供了指导。

　　武装建设和战备训练工作

　　1970年11月1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向北京军区提出了组建现役武装团的请示：“由一至六师各组建一个武装团；或者由在内蒙古东部的五师、六师合作组建一个武装团，在西部的一、二、三、四师合作组建一个武装团，东西部各一个团。现役武装团的任务：担任与兵团其他单位相同的生产建设任务，平时抓紧养成教育，加强军事生活，严格组织纪律，农闲季节适当多搞一些军事训练，以适应对付敌人突然袭击的需要。现役团的干部由兵团现役干部中解决，战士在兵团战士中按现役战士条件征集，实行两年服役期，退伍后仍在兵团分配工作。经费开支：除现役干部仍由国防经费中支付外，其余一切经费从兵团生产费中开支”。［14］由于兵团只是作为后备武装力量存在，既要生产又要进行战备工作，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现役武装力量。因此，组建现役武装团的设想未被中央批准，只在各团设置了武装连队。至1972年4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武装连队达到84个（不含四师），共有20401人。虽然具有一定规模，但各武装连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基本按照当地民兵的标准配置武器装备，一般只配有手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和机枪等轻型武器，只有二师因为防空需要配置了18门高射炮。［15］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多戈壁、草原、荒漠，地势较为平坦，直接面对驻蒙苏军的机械化部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等地属于华北地区的屏障，更有可能成为苏军重点突击地区。对此，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针对苏联军队技战术开展了军事训练，训练内容除一些基本技能训练，如投弹、射击、爆破、埋设地雷、土工作业外，还包括防空袭、防空降、打坦克训练。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各部门（师团）不断推进训练任务的落实。首先，各级领导亲自到辖区勘察地形，熟悉道路情况，判断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和空降区域，拟制防空袭、反空降和支前方案。其次，大部分师团都构筑了防空工事、挖了防空洞，并针对反机降和防空袭组织了演练。最后，兵团各级单位着重开展了一些重点训练工作。1969年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重点进行了打坦克、投弹、射击训练。“一、二、三师组织16324人参观坦克，了解坦克的性能和弱点，学习打坦克的方法。连队普遍组织了打坦克组，增强了消灭敌人坦克的信心。”［10］

　　除基本战斗技能训练外，军事训练还包括出操、队列、防空、紧急集合、野营拉练等，其中，野营拉练是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重点训练内容。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8］（p.155）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开展了野营拉练活动。12月3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团以上机关和武装连队最迟在1971年2月底前开展野营拉练；武装连拉练时间保证在10天左右，在各师的游击根据地进行。［10］以处于战备前沿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为例，截至1971年底，“二师完成了1400人参加包头、公庙子机场两地的反空降作战实兵演习；18团高炮营进入阵地执行任务达64天；全师共组织202次、49223人次参加的紧急集合演练，98次、34921人次参加的防空演习；共落实训练时间：武装连40~120个小时，一般连队达10~25个小时；有29个连队11168人次结合生产建设参加了拉练训练”。［16］据统计，“1971年1~3月，全兵团共有4个师机关、14个团机关、192个连队，共计42065人参加拉练。行程少则50公里，多则450公里”。［17］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大多是城市知识青年，缺乏军事素养，进行基本战斗技能训练和野营拉练能够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可能爆发的战争。特别是野营拉练，既可以练思想、练作风，也可以练战术。“他们在行军中用革命口号激励斗志，相互鼓励，在天气严寒、冰天雪地里负重前行，克服了体能透支的困难，完成了任务”。［5］（p.218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将野营拉练与战备任务结合起来，从实战出发练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熟悉了未来战场的地形道路和作战方案，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如“解决了有的参谋不会使用地图、不会拟制战斗文书，连队干部不会组织行军宿营、战场生活管理等问题。六师总结出了在高寒气候的雪地草原上拉练的经验。二师十四团总结出了反空降的小经验”等。［18］

　　战备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工作

　　分散在广大农牧地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与城市以防空为主的人防工程建设不同，其开展战备工程建设与兵团所承担的战备任务直接相关。如前所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备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根据地是兵团开展游击战的基础。对此，1970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明确要求各单位开展战斗村[战斗村平时是生产基地，战时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斗堡垒。1969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黑龙江省“三合战斗村”建设的经验后，战斗村陆续在东北、华北、西北的边防地区推广。“一些搞得好的战斗村，村外构筑了野战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规划了雷场；村内挖了地道、堑壕，修了各种暗堡和火力点，形成了地上地下、村内村外、家家户户相通的地道网，基本上具备了能攻能守、能打能藏的要求”。参见《当代中国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建设，“战斗村根据各单位具体地形情况，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建设，交通要道、主要山口、机场附近的单位要重点建设。要因地制宜，有计划地进行。有的可搞以地道为主的战斗村，有的可搞以地堡、交通壕为主的战斗村。靠近山的地方可以打坑道或在山口做工事和地堡。有条件的应做到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战斗村的修筑要做到能进、能退、能守，打防结合，以打为主”。［10］此后，兵团各单位纷纷开展以防空洞、地道、交通壕、坑道为主的战备工程建设。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为例，截至1970年底，该师共完成6个以地道为主的战斗村建设，挖地道6000多米，挖战壕、交通壕70362米，建防空洞20168个、单人和机枪掩体3584个。基本做到了人人有掩体。［19］同样，整个兵团的战备工程建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70年2~4月，“全兵团已挖防空壕45000米、地道12190米，建防空洞和掩体45240个、地堡和指挥所31个”。［20］1971年9月至10月上旬，全兵团共挖防空洞2.9万多个、各种掩体1.2万多个、防空壕1.8万多米，基本达到人人都有防空工事。［5］（p.2183）

　　除战备工程外，与战备有关的物资生产和储备工作也至关重要。1970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要求各师团以战备的观点安排生产建设，多种地、多打粮食、多储备粮食。主要工厂和拖拉机修理厂要做到既能为生产服务，又能修理武器和装备；发动群众研究试制炸药、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并大量收集制造这些武器的材料，以便战时可以大量生产；兵团各级单位在战备工作中有计划地生产储备粮油等各种战备物资，土法上马研制各种武器装备。［10］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为例，为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1970年上半年，该师“以土法为主就地取材试制了军械物资，二、三、四、五、六团普遍制成了硝铵炸药；拖修厂和木器厂制成了7.62半自动步枪，木柄手榴弹170枚、炸药150公斤；四团制成枪榴弹筒，一团还发动家属制成各种材料、各种形式的土地雷1329个；一团五连、七连总计储备战备粮4500多斤，五团节约粮食3736斤、伙食费5100元；师医院和五团建立了小药厂，各制成13种药品”。［21］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统计，截至1970年4月底，“有15个团能制作炸药，有9个团能制作手榴弹、手雷，有5个团能制作地雷，有2个团能制作爆破筒，有3个团能制作半自动步枪，有1个团能制作手枪”。［20］

　　建设战备工程和储备战争物资是为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进行的物质准备工作。在国家财力无法顾及兵团战备工作的情况下，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搞备战是一个必然选择，这也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原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在1971年的战备工作总结中提道：“今年各项战备物资的落实，都是发动群众，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如十二团发动战士用毛巾、旧裤腿、衣袖自制米袋子1669条（全师战士共自制4395条），另外，还自制战备医药箱66个，挑箱35副，行军锅20口，充分显示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16］

　　战备教育

　　战备教育使人居安思危，能增强人民敢于斗争、勇夺胜利的信心。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一再提醒和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这种准备既要有物质上的，也要有精神上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没有战争经验，因此，要对他们开展必要的战备教育，以增强广大兵团战士的战争意识，坚定必胜信念，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1969年8月23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战备教育的指示》，要求“立即对所有人员深入进行战备教育，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大摆敌情；第二步，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华罪行，激发部队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第三步，大讲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大摆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第四步，大讲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大意义。大抓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22］

　　根据指示内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要求全兵团从9月初到10月初集中8~10天时间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战备思想教育。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倪子文主持召开了战备教育工作会议，在战备教育工作中还两次参加连队和团以上中心组战备思想教育经验交流会并做了指示。兵团政治部主任李惠民则带领工作组蹲点，及时总结经验，指导部队和中心组的学习。各师团领导干部也都奔赴现场指导开展战备教育工作。同时，各单位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战备教育方式，如“三学、三摆、三看”，即“一学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摆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性，看加强战备的迫切性；二学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论述，摆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看常备不懈的必要性；三学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摆兵团的地位和作用，看兵团战士肩上的责任”。［2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单位经过大力开展战备教育工作，广大干部、战士的战备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1971年10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通过对基层部队干部战士的调研发现：“斗志昂扬，积极备战，是当前部队战备思想的主流”，“战备形式越来越好，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越来越高，不少同志为了战备自觉推迟探家。大家一致反映，这次战备不比往常，突出体现了内紧外松、扎扎实实的特点”。［24］

　　结语

　　从1969年成立到1975年兵团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始终坚持贯彻中央战备工作精神，其开展的战备工作对于地区稳定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身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维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稳定，为边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75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兵团改制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新党委没有建立之前，为了稳定局势，加强战备，安置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建设边疆，组建以解放军干部为领导骨干的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兵团组建以来，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派性斗争，没有搞扩大化，较好地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并且派出了上千干部战士到地方支农，做出了成绩，对内蒙古的安定团结是有贡献的”。［25］显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就根据敌情，快速进行了兵力部署。一师主要在巴彦淖尔盟磴口县，二师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和包头等地，三师在巴彦淖尔盟临河地区一带，41团（原属五师，因五师师部1970年才成立，暂由六师代管）和六师主要分布在属于边境地区的巴彦淖尔盟、锡林郭勒盟一带。当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17］（p.16）同时，作为战备工作的一部分，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随后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前线指挥所的军管工作。1970年1月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为此专门发布了《关于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央对内蒙实行军管的决定》［26］，由兵团直属机关、师、团派出军管人员，进入各地方的军管小组参加军管工作。这一行动从1970年初开始，直至1971年10月才告结束。

　　另一方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派人支援了地方农业生产，稳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局势。1970年3月1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做出了《关于坚决执行北京军区前指给予兵团支农任务的决定》，“决定兵团各单位抽调政治素质好、吃苦耐劳、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员支援地方的农业工作。兵团共抽调2100人，其中，一师450人，二师900人，三师400人，六师300人，兵团直属队50人”。［27］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采取的这些行动对外巩固了边防，对内维护了地区的安定团结。

　　（二）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安置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再教育

　　至1972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接收安置知识青年98143人。［5］（p.2180）这些知识青年与安置在农村牧区的知识青年不同，他们在兵团除接受日常政治学习、进行生产外，还要参加战备工作，接受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思想熏陶，成为具有极强组织纪律性的战士。

　　为了培养兵团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各单位采用野营拉练的方式锻炼兵团战士。“如三师的第一批野营拉练安排在最严寒的三九天，选择了一条通往游击根据地的崎岖狭长的大冲沟和一条翻山越岭的人行小路的行军路线，锻炼部队在复杂地形上的行军能力。二师十四团把行军速度由八华里提高到十五华里，日行程由65华里提高到95华里，负重30~45斤。五师四十二团三连，第一次行军掉队的占30%，有的班只剩下班长一人，经过反复拉练，逐步提高，后来无一人掉队”。［18］通过这种从难、从严要求的战备训练，锻炼了兵团战士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通过野营拉练，还能够密切兵团干部、战士之间及军民之间的关系。1971年5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在部队野营拉练的情况总结中提道：“许多团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以身作则，实行传帮带，他们有车不坐，徒步行军；广大连队干部，更是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战士同吃、同住、同行军、同演习，处处做战士的样子，言传身教，对战士鼓舞很大……拉练中，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干部，贫下中农（牧）的热情迎送，他们为部队腾房子、烧炕、送水、送菜、送肉，关心备至。各拉练部队积极向贫下中农（牧）宣传毛泽东思想，访贫问苦，进行助民劳动，为群众治病等拥政爱民活动”。［18］战备工作的经历对知识青年的教育效果显而易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司令部在野营拉练的情况报告中提道：“许多战士说几天野营生活受的教育，比过去十几年都大”，［28］“我们感到，野营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最好时机，同时使战士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密切了军民关系，又增强了官兵团结”。［29］

　　（三）关于战备工作与生产建设关系的思考

　　中央赋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职责，一是武装战备（包括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二是工农业生产。职责的多重性对兵团建设方向造成了一定影响。究竟是以生产建设为主，还是以战备工作为主？这不仅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其他生产建设兵团也存在这一问题。

　　1973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农林部派出的联合调查组在向中央军委、国务院上报的《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兵团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兵团建设方向和领导管理体制问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反映：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30］“1971年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有14.5万人，其中，知识青年7.55万人，复员转业军人和原农场职工有2.57万人。现役军人近6000人（主要是解放军干部和部分战士），另有家属3.8万人”，［31］非生产人员约占兵团总人数的30%A，这就造成兵团的生产建设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1969~1974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总计亏损18991万元。［22］（p.401）

　　1973年3月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对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关系问题做出批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领导，其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领导，军事工作由内蒙古军区负责”。［32］1975年1月19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33］2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军队整顿的内容包括精简员额、消除派性、增强纪律性等。［34］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也被列入整顿工作中。中央根据各地的情况汇报，综合各种因素，最终做出改变兵团体制的决定，将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交由各省、自治区的农牧场管理局管理。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批复》，“同意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把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5］（p.2189）至此，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性大备战，它是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包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战备工作，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检验，但不可否认这项战备工作对巩固边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及其战备工作的开展做到了因时、因地制宜。总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备工作锻炼了广大兵团战士，为我国北部边境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参引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页。

　　［2］《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3］郭启俊、王成：《乌海的开发与建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7页。

　　［4］郝维民：《内蒙古通史•第七卷》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页。

　　［5］郝维民：《内蒙古通史•第七卷》四，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5页。

　　［6］《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大道上前进——热烈祝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内蒙古日报》1969年5月8日。

　　［7］王厚卿：《中国军事思想论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页。［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9］于化民、胡哲峰：《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备工作基本情况及今后战备工作的要求（1970年1月31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2-6。

　　［11］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备工作规划（1970年6月6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1-14。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备工作规划补充计划（1971年3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130。

　　［13］内蒙古军区：《关于生产建设兵团“西部四个师后方位置报告”的批复（1971年10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130。

　　［14］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关于组建现役武装团的请示（1970年1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50。

　　［15］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事实力统计报告表（1972年4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68。

　　［16］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司令部：《七一年战备工作总结（1971年12月14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40-2-10。

　　［17］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18］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关于进行战备野营拉练的情况总结（1971年5月18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2-12。

　　［19］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司令部：《二师司令部1970年度工作总结（1971年1月25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40-2-7。

　　［20］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关于以两忆三查为中心的战备思想整训情况总结报告（1970年4月30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2-8。

　　［21］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关于贯彻国家、内蒙计划会议和兵团工业、战备会议情况报告（1970年5月5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1-14。

　　［22］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23］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关于战备思想教育情况的总结报告（1969年10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44。

　　［24］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关于当前部队战备思想基本情况的通报（1971年10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75。

　　［25］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改变兵团体制领导小组：《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宣传教育提纲（1975年9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66。

　　［26］中共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央对内蒙实行军管的决定（1970年1月4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1-11。

　　［27］中共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坚决执行北京军区前指给予兵团支农任务的决定（1970年3月14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39-1-11。

　　［28］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司令部：《关于战备野营拉练的情况报告（1971年2月17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40-2-10。

　　［29］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司令部：《野营拉练情况小结（1972年3月29日）》，巴彦淖尔市档案馆：140-1-26。

　　［30］农垦部政策研究室：《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03页。

　　［31］刘小萌等：《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32］《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关系的批复》，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25-1-24。

　　［3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作者简介］王利中，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1002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郑珺、易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