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宏，副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100091。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地区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1］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向战”与“向和”做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而做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1985年，军队的整编与改革首次使用了与国际军事术语接轨的“裁军”一词，因此，1985年百万大裁军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在新中国军事历史上受到格外关注。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2］裁军意在强军，站在强军变革的门槛前，回顾1985年百万大裁军，分析其由来得失，审视其历史地位，资鉴意义不言自明。

　　一、百万大裁军是在准确战略判断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

　　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依据，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意义。在新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的三次战略性转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紧密相关。

　　（一）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两点论思想

　　毛泽东的战争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战争，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始终坚持了两点论，既看到了战争的危险，同时也看到了和平的可能。尤其是在50年代初，根据中国革命在东方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及和平民主力量增长的发展态势，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被制止。［3］即使是在5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提出“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4］的观点。1954年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为人民军队确立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和总任务，［5］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第一次战略性转变。

　　20世纪 60年代，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在中国南部，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战争威胁政策，加强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对越战争不断升级，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中国北方，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而且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滋事，造成巨大军事压力。在中国西南，印度当局在美苏的支持和怂恿下，在中印边境推行“前进政策”，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2年10~11月间被迫实施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东南方向，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宣传和准备，加大对大陆实施空中、海上、地面的袭扰。［6］针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1964年六七月间，多次谈到战争形势和战争准备问题，［7］对爆发战争的预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认为中国面临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较大，且有演变成大战的可能。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强调：“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8］

　　（二）战争与和平两点论的坚持和发展

　　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回顾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9］20世纪60年代末，人民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向战备状态。进入7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深刻影响着中国军队的建设和发展。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向世界宣告，中国和美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隔绝和对立之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天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4个星期后，邓小平访美。美方表示：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中国则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10］80年代后，中苏两国紧张关系逐渐缓解，在此背景下，有关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发展主题的战略判断以及对中国政策调整的思考不断出现在中国高层的讲话和对外交往中。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对国际形势做出判断：“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9］（p.265）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将战略判断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作为制定中国大政方针的基本依据，对中国及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了战争与和平两点论思想上的一脉相承。

　　（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深刻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央军委对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认为在总体形势上，美苏两国顾虑重重，势均力敌的核毁灭力量导致双方都不敢挑起大战；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各国对综合国力竞争的关注转移了世界战争的视线。这种战略判断对中国意义重大。邓小平表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9］（pp.266，274）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1］通过这次会见，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声音。

　　1985年百万大裁军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对“向战”与“向和”的准确战略判断的基础上，人民军队建设在具体措施上的及时回应。它同时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9］（p.126）

　　二、百万大裁军是对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切实呼应

　　经济是国家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度关注经济发展对解决中国问题以及军队发展问题的基础性意义，是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关键。

　　（一）军队发展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一切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成为首要任务。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讲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这要求我们的军费维持现在的比例。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已经定的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12］1983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针对军队承担完成国家引滦工程做出的突出贡献，提出要利用军队的力量来搞建设。［13］在1984年11月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9］（p.261）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9］（p.2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大局下行动，20世纪80年代军队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初衷仅是国防开支紧缩下军队必要的生产自给行动，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诟病，这在当初是始料不及的。

　　（二）军队要过“紧日子”

　　20世纪80年代军队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持，可以从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中窥得一斑。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由战争向和平转变，1950年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41.14%；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国防经费支出为5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为8.87%；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爆发，当年国防经费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3.99%。［14］邓小平参与或领导中央军委工作的十多年间，从中国国情和军情出发，人民解放军经过1975年、1980年、1982年三次精简整编，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削减到1984年的10.63%。（1979年 ，“西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增加财政开支40亿元”，导致军费开支剧增。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96页。）1980~1985年，国防开支一直在200亿元内徘徊，［15］于是形成了在国家大局下“军队要忍耐”，“军队要过紧日子”的局面。

　　（三）军队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为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全军上下响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大局，不突破军费开支底线。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工企业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和总部“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方针，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大力发展民品生产，1987年，军工企业民用品产值已占军工企业总产值的2/3。军工企业还发挥科技力量优势，积极向地方转让科技成果，在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同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瞄准国际市场，军工生产出口创汇成效显著。全军对军用闲置设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腾出一些机场、码头、港口、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线、营房、仓库、场地等转交民用或军民结合，以解决国家和地方生产建设急需。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向地方提供军用长途线路257条，100多个油料设施对社会开放，军队医疗部门向社会全面开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全军官兵积极主动地支援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参加铺设公路、铁路2000余公里；建设机场50多个、码头40多个；完成大型煤矿和油田等能源建设300多项；人民解放军部队成建制投入引滦入津、三峡开发等上千项国家和地方重点水利工程；参加500多个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军队积极参加地方抢险救灾任务，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物资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5］（pp.493~494）

　　百万大裁军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重要的人才队伍。早在20世纪70年代，军队已开始在立足军队自身建设需要之余，“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9］（p.262）此后，部队“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13］蔚然成风。百万大裁军后的许多退伍军人在地方大展身手，其中有50万名农村籍战士担任乡、村干部，数万人进入乡镇企业担任厂长、经理，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9］（p.495）

　　1985年百万大裁军，军队坚守国家规定的国防开支底线，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既精减人员又直接参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以最切实的行动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百万大裁军是对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成功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导弹、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转化运用，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酝酿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代，中国军队的改革也日益深入。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以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为基本形式，以军队“消肿”为初始尝试，以百万大裁军为重要举措，［16］在五次较大规模的体制编制改革过程中体现了探索发展的连续性和实践特性。

　　（一）1975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举行的唯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意在清除林彪集团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影响，贯彻“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中央指示。会上，邓小平以《军队整顿的任务》为题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军队整顿的任务就是解决“肿、散、骄、奢、惰”问题。［1］（p.15）人民解放军经过近10年的备战整军，兵员膨胀严重，所谓的军队“消肿”，就是要解决编制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确定了精简原则：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设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的建设。［17］这次整编因江青集团的阻挠而中断，原本要压缩到450万员额的任务没有完成，但这次整编为军队“消肿”开了头，确立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举措为后续整编提供了经验。

　　（二）1978年军队的精简整编

　　1978年1月18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方案》，强调军队要继续“消肿”，严格按编制定额精简，不许超编。精简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同时要充实担负坚守要点任务的守备部队和担负守备任务的机动步兵师的编制人数，继续改进部分步兵师的编制装备等。［18］这次精简整编，因1979年2月实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而受到影响，部队不仅没有完成精简任务，反而在原基础上出现了新的扩编。

　　1975年和1978年两次精简整编，虽然军队的组织体制与现代军事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人民解放军师建制内的步兵人数占全师人数的比例明显减少，特种兵总数上升幅度较大。以“消肿”为切入点，将“消肿”和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向提高战斗力聚焦，向建设可抗击现代强敌的精兵目标指向突出，体现出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就。

　　（三）1980年的军队精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0年3月12日，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军队体制编制不适应现代作战要求，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的“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9］（p.169）成为此次精简整编的主旨。这次精简整编从1980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到1981年年底基本完成，人民解放军人数由603万人压缩到520万人。［19］

　　（四）1982年的军队精简整编

　　1982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着重研究军队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军队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提出了改革体制编制的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具体措施是：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改善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精干领导班子，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指挥效能；加强部队合成，提高部队素质，增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精简勤务保障分队，压缩普通兵员，保留战斗和技术骨干，加强预备役建设等。这次整编的成果是：到1983年年底，全军人数减少到400万，陆军军兵种领导体制改革较大，军委直属的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各军区所属的兵种领导机关也做了相应的改编。［19］通过调整，全军的军种人员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合成化水平有所提高。

　　1980~1983年的军队改革着眼于军队建章立制，把“消肿”和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相结合，已经触及军队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五）1985年百万大裁军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发表讲话，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的决定。［11］（p.126）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整编方案的基本原则是：精减人员要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重点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等；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淘汰陈旧落后的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裁减部分陆、海、空部队，多减步兵部队、守备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部队的社会性负担，将可由地方承担的工作交给地方有关部门；调整军队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具体裁减情况是：总部机关人员精减了50%。原军委各兵种部，除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已交国家外，其他都缩编为总参二级部。调整大军区，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其中，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武汉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减少、合并军并改为集团军；海军舰队与基地分离，编成3个舰队；设“军士”，减少军官，官兵比例调整到1∶3.3；内卫部队交地方双重领导；边防部队交武警（实际情况是后来的边防5万人根据需要没有交）；部分技术军官改为“文职”；组建陆军航空兵和加强电子对抗部队建设等。［20］

　　1985年百万大裁军，以“搞革命的办法”力争“一次搞好”，避免用行不通的“改良的办法”［9］（p.208）。百万大裁军的成功，一方面归结为良好的顶层设计，细致耐心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态度坚决、行动果断的革命办法也是大裁军成功的关键。正如当年参与裁军方案制定的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回忆的那样：百万大裁军涉及许多老同志，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大委屈，改革开放后刚刚恢复工作又成为百万裁军首当其冲的体制编制调整的对象，因此思想阻力可以想见。［20］但1985年百万大裁军按照“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的指示精神以及“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都要搞得干净利落一些”的具体要求，［9］（pp.207，208）顺利、稳妥地完成了裁军任务。

　　把改革体制作为突破口，并以此带动军队其他方面的改革，初步理顺了领导管理和指挥体制，为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实践探索指出了正确方向。

　　四、百万大裁军是人民军队走向强军之路的必要准备

　　1985年百万大裁军是一次以世界眼光审时度势的战略举措；是首次展示中国军队与国际接轨坚定决心与行动的裁军；是中央军委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的新老交班；是一次致力于触及军事领导体制、聚焦战斗力的军事改革。这次裁军为军队建设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积累了实践经验。

　　（一）战斗力标准的提出

　　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有关百万大裁军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11］（p.126）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暴露出经过十年动乱后中国军队战斗力令人担忧的状况。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军委党委扩大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我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9］（p.168） 1982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的目标即定为提高战斗力。1988年年底，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再次重申：“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21］可见，战斗力标准的提出如同用真理标准问题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用生产力标准促进经济建设领域的发展一样，对军队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习近平倡导军队要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思想，无疑是战斗力标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升华和延伸。

　　（二）院校教育与加强部队训练并重

　　继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院校办校指导思想开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精简整编重在理顺体制，完成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全军院校配合百万大裁军，总定额由33万人压缩到22.4万人，院校由117所调整为103所。军队院校改革表现了中央军委对培养军队干部的重视。［19］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领导体制的改革、战略区的合并、集团军的组建、常备兵员的大幅减少，对教育训练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合成训练创造了条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以训练为中心的改革全面展开。在训练内容上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与要求，围绕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有步骤地进行了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合同战术和战役协同训练四个层次的改革。各军区、军兵种结合预定的战役作战方向，先后组织了不同规模各类战役集训和演习，通过诸军兵种协同演练，人民解放军应付局部地区战争和军事冲突的能力增加，有效履行根本职能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5］（p.467）

　　1985年百万大裁军行动，展示了新时期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和对国际政治格局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体现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强军目标的坚定迈进，为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极大诚意。

　　30年弹指一挥间，2015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到2017年年底，中国军队总员额将保持在200万。在世界走向多极化格局的复杂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强军梦的今天，新的裁军计划将再次聚焦军事领导体制及军事指挥体制的优化，这无疑将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2］《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4页。

　　［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297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375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2页。

　　［9］《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

　　［10］程中原：《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杰出贡献》，《晋阳学刊》2014年第6期。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682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4］李俊亭、杨金河：《中国武装力量通览（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15］郭瑞鹏：《中国国防开支弹性评估及趋势分析》，《中国国防经济》2008年第1期。

　　［16］宋文超、马德宝：《邓小平国防和军队改革思想的演变及其启示》，《军事历史》2014年第4期。

　　［17］《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50~652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19］丁伟、魏旭：《20世纪80年代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回顾与思考》，《军事历史》2014年第6期。

　　［20］何其宗、任海泉、蒋乾麟：《邓小平与军队改革》，《军事历史》2014年第4期。

　　［2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