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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路
发布时间: 2016-05-06    作者:萧冬连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 2014-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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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通过渐进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是占劳动者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中国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最初的改革探索

  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较简单,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充其量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开始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①。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整个80年代,政府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

  放权让利是以往经验的延续,实质上是重拾《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是放权的范围扩大了。为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对于以追求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个政策把人们积蓄已久的趋利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

  另一个思想亮点是,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②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③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④。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⑤邓小平讲的与陈云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不同的是,邓小平的思想更具开放性。

  在经济学界,讨论也向前推进了一步。1980年初夏,薛暮桥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讨论中的文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⑥这已经超越了放权让利的界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主张。他的话给赵紫阳很大影响,但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⑦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激发出经济活力,也引出了体制摩擦,1979年、1980年连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底,在中央确立经济紧缩政策的背景下,陈云提出“重调整,缓改革”,改革服从调整。由此引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第一场争论,“计划取向”的主张在政治上占据上风,“市场取向”的主张受到批评。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计划经济活力的框框,它的形象比喻就是“鸟笼子”经济⑧。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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