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跃进”的兴起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超英赶美”的目标。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时上海的党政一把手柯庆施做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的中国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同年9月，中宣部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许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超过鲁迅”，“一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文艺“跃进”指标的制定

　　全国各地纷纷制定文艺“跃进”指标。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

　　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做斗争。”

　　在柯庆施这番讲话的鼓舞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文艺“卫星”的升起

　　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再如《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

　　《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编者按”称赞道：“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偃旗息鼓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