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常有一些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议论。我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从1950年10月到1958年10月，整整8年，一直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头两年任统计员，1953年起任参谋，直到志愿军最后撤军回国，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这里，谨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体验和研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关于发动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决策

　　首先必须弄清，发动朝鲜战争和决策抗美援朝，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码事，面临的形势不同，决策者不同，目的也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种意见说，发动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干的，或者说毛泽东也参与了发动朝鲜战争的决策，因为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转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坚持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还因为他（毛泽东）“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甚至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这就把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推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大国政治家们纵横捭阖，一方面“损人利己”，制造冲突，一方面又力图把冲突置于可控范围，而不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冷战”。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般认为到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冷战时期才结束），是观察二战后一切国际问题的基本点，朝鲜战争本身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产生的“局部热战”，“热战”过后，冷战依然。因而，说二战后世界就转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脱离了当时世界形势的实际。

　　说毛泽东坚持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有一定道理，因为二战结束，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亚洲来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许多国家，都是在二战后，经过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取得独立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在二战后取得胜利的。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角度来说，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革命与战争年代”，同情和支持与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国家取得独立，毫不足怪。但决不能由此而说朝鲜战争是因为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而有意支持金日成发动的。

　　实际上，1950年初，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联也正与朝鲜秘密讨论关于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2月中旬，中苏缔约以后，毛泽东回国。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国内诸多紧迫问题上，如加紧恢复经济、平抑物价，准备解放海南岛、台湾，进军西藏，社会安定，军队整编复员等。4月，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向南发动进攻，并给予朝鲜大量军事装备，派去大批军事顾问训练朝鲜军队、制订作战计划。5月中旬，金日成遵照斯大林指示，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即将向南发动进攻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毫无所闻，毫无准备，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都在南方，东北十分空虚，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势必造成东北地区局势紧张，东北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对全国经济举足轻重；人民解放军正大力准备解放台湾，朝鲜打起来，势必打乱中国的部署，仓促间如何应对？因而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行动计划提出异议，不表支持，并连夜紧急询问斯大林是怎么回事。斯大林这才回电说金日成的行动计划是经他同意的，只是还要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表面看来，斯大林似乎很尊重他的中国同志，其实他心里早就料定毛泽东不会不同意，因为中苏新约刚刚签订，中国还有很多事依赖于苏联。而且这时朝苏方面估计美国不会干预，也没有要求中国给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断然说“不”吗？所以虽有疑虑，也只能默认了。

　　抗美援朝，这确实是毛泽东的决策。但毛泽东绝不是要搞世界革命而作此决策的。

　　现已披露的许多史料表明，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分歧。因为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大陆各地还分散着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武装，基层政权还不巩固，经济千疮百孔，民生苦不堪言，亟须休养生息；而美国却是世界第一霸主，经济与军事实力十分强大，正处于巅峰时期，同这样的对手打仗，确实有孤注一掷的危险，或者说，有赌国家之命运的危险。那么，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非抗美援朝不可呢？

　　当时，朝鲜战争已打了将近4个月，美国第七舰队早就控制了台湾和台湾海峡，麦克阿瑟也亲自“访问”过台湾，把台湾说成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不仅使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受阻，美国还可以由此威胁中国大陆；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全线崩溃；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已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10月上旬大举越过三八线，气势汹汹，直逼鸭绿江；美国战机多次侦察和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笔者那时在第13兵团司令部工作，目睹了美机轰炸安东的实况）。这时，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金日成也要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衡量出兵或不出兵的利弊，认为在美国大军压境的危局之下，国际国内反动气焰高涨，解放台湾不成，经济建设不成，只有横下一条心同美国打一仗再说。但要和高度现代化的美军打仗，谈何容易？为求稳妥把握，必须加强我军装备，并需苏联提供空军掩护，所以又派周恩来、林彪等到苏联反复与斯大林谈判，直到10月13日才最后定下出兵的决心。这无疑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困难、最冒险的抉择之一。

　　因此，必须把发动朝鲜战争和决定抗美援朝区别开来。没有苏联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在前，也就没有抗美援朝在后；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决策，是在不打这一仗其他一切都无法进行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唇亡齿寒，所以抗美援朝的决策并没有错。

　　朝鲜战争1951年就能实现停战吗

　　有一种意见认为，志愿军打过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遭到惨败，美国决策者在惊恐之余，有通过停战谈判而寻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有些国家在联合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议案，前提是中国军队必须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由于中国拒绝了这一议案，提出了过高的条件，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打到了三八线以南，所以错过了这次停战的绝好机会，不仅使战争又多打了两年，多付了两年的损失，还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这表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积极，对和平谈判的消极，傲慢而又好斗。

　　这里且不拿联大议案和中国政府所提条件进行对比。就以联大议案提出的时机和美国政府表态时机来说，为什么美国军队大举北进，一直要打到鸭绿江时，他们从未提出美军应停止于三八线以南，而当中国军队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去，即将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却要中国军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呢？这是个极不公平的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接受联大提案进行谈判，关于撤出外国军队、实现朝鲜南北统一、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美国说“台湾地位未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棘手的问题，双方能很快达成协议吗？显然不能。这些问题谈不成，战争必然就还要打下去。一般地说，战争的结局无非两种，一种是有胜有败，败者以接受胜者的条件而结束战争；另一种是不分胜负，经过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而停止战争。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属于后者。但在1951年初，中美双方在朝鲜还只是初步交手，战争的结局如何，还是未知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挥战略和战役的突然性，打了美军个措手不及，取得了前三个战役的胜利，推进到北纬37°线附近，但并没有摸清美军的底，反而因初战胜利而“小”看了美军的实力。美军虽然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蒙头转向，慌忙后撤，但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看出了中国军队的弱点，所以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变被动为主动。从1951年1月25日起，美军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就开始实施“霹雳行动”，倚仗其装备与火力优势，向志愿军大肆反攻。志愿军欲坚守汉江南岸而不能，只好改为机动防御，且战且退。待美军反攻到三八线附近时，志愿军又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在三八线南北形成拉锯，战争出现长期化趋势。只是到了这时，双方才基本摸清对方的实力和底线，都认识到要把对方赶出朝鲜是不可能的，三八线的军事意义不大，但政治意义重大，为双方所必争，所以，只有在三八线附近，基本保持战前态势而寻求停战才是现实的、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条件。于是，双方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即使如此，谈判进行得也很不顺利。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方竟提出它的海军和空军控制着朝鲜大部分海域和空域，这种海空优势必须在划定陆地军事分界线时得到补偿，因此中朝军队应该后撤，让出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美方。中朝方面指出，地面控制线是双方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美方的无理要求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美方代表便中断谈判，发出威胁性的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在其他议程上同样也不顺利。就这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一直拖了两年。既然美国还想再发挥它的优势，重拳出击，中国就只得奉陪。这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阵地坚守防御，美军则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了“绞杀战”、1951年夏秋攻势和1952年的“摊牌行动”（即上甘岭战役），结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或者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无奈之下，美国的决策者们终于认识到，再打下去还是“无底洞”，只好就此罢手。1953年7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稍加考察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就可发现，那种认为如果中国在1951年初接受联大议案进行谈判，就能使自己以更有利的条件实现停战，从而使战争进程缩短两年的看法，是没有看清美国的本性，至少是把谈判估计得太简单了，是不现实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朝鲜和平统一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朝鲜至今还处于分裂状态，那种认为“1951年初就能停战”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与失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展现了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形象及应担负的责任。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第三，实现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的一次飞跃式发展。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也使我们付出了较大代价。

　　我们在战争中伤亡40多万的人员（战斗伤亡365万人，因伤致死216万人，病死13万人，被俘21万人，失踪04万人，共约425万人），其中第二次战役冻伤、冻死5万多人（据《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统计，东线3个军冻伤30732人，冻死1057人；西线6个军冻伤20796人，无冻死）；第五次战役后撤时因组织不好，部队间彼此协同掩护不严密，被敌俘去17万人，是我军作战史上最大的教训。

　　总之，只要把抗美援朝战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中去考察，只要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只要回顾一下中华儿女在100年来备受列强欺凌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懑，只要想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党政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清廉清明、人民精神面貌的激昂向上，就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何等严峻的考验与何等重大的胜利，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打开走向世界的局面、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新兴大国形象的里程碑意义，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巨大提振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种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抗美援朝是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错误看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