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使战略尖端武器的研制陷入了困境，但客观地说，在苏联的前期援助下，中国核工业的基本建设已经初步设计和规划出来了，并且得到了部分工艺流程的结论性参数。在各种工程设计中，中方也派出了技术人员参加，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基本常识。同时中国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的核工业奠定了整体框架与基础。以制造原子弹关键一环的铀浓缩工厂为例，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铀浓缩工厂，并且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专业管理人员。当1959年6月苏联初步显示出毁约迹象时，二机部领导指示铀浓缩工厂抢建主工艺厂房，确保年内抢装主机。1959年12月27日，第一批机组在主工艺厂房安装成功，为铀扩散厂的按时建成创造了条件。所以当苏联军事专家撤走时，不仅铀235生产线的主要环节已经建成，设备也基本配套齐全，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提供了装料；而且这个工厂还起到了实验室和培训基地的作用。因此，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虽然给战略尖端武器的进一步研制带来了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只能延缓却不能阻止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在苏联军事专家撤走之后，中国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变被动为主动，1964年原子弹试验的成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自身的能力。

　　第三，未能影响中国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

　　援华苏联军事专家很大一部分被分配在各军事院校从事人才培养工作。从新中国军事院校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各院校的创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是聘请苏联军事专家最多的时期，尤其是空军和海军院校聘请的苏联军事专家更是集中在1954年以前。到1960年苏联军事专家撤走时，各院校的军事专家数量已经不多，许多教学工作即使离开了苏联军事专家也可以独立工作。从整体而言，苏联军事专家撤走对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大，没有冲击到人才培养的全局。

　　以空军教育领域为例。空军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是各航空学校，苏联军事专家主要于1949~1951年参与各校的建设工作，这批专家在1950年底和1951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周恩来曾于1951年3月6日给菲利波夫的电文中指出，空军各航空学校的苏联专家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指1951年上半年——笔者注）按期返国。［13］至1957年时，大部分航空学校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只有极个别学校有一两位苏联专家，各类技术学校的苏联专家人数也较少。如1957年来空军院校的苏联专家仅为5人，1958年为8人，1959年为6人，1960年为3人。从1957年以后，空军教育领域的专家主要集中在空军学院，空军学院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共有8位专家，其中有6位是1959年聘请的，到1960年撤走时工作已满一年，正好可以返回苏联了。就空军教育领域苏联军事专家撤走对现有工作的影响，空军总部机关曾经给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和总参谋长罗瑞卿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1960年苏联军事专家撤退时空军教育领域共有49名专家，这49名军事专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现有工作中作用不大，撤走以后对现有工作没有什么影响的共有31名；第二类是在现有工作中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参考资料，撤走后会对现有工作产生一定影响的共有16名；第三类是作用比较大，撤走以后对尖端技术发展会有较大影响的是2名。这2名专家是“543”固体火箭发动机及战斗部队的订货验收专家巴格达诺夫大尉和“543”发射架的验收及订货专家依尔马科夫大尉。［14］可见，空军教育领域的苏联军事专家在1960年撤走时对空军院校人才培养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海军院校的情况和空军院校的情况大体上一致，大批聘请苏联军事专家帮助建校的主要是大连海军学校，首批抵达帮助筹建的专家有84人，他们在1952年左右先后回国。1954年，大连海军学校分建为海军机械学校和海军指挥学校，从1954年到1960年海军机械学校新聘的苏联军事专家共13人（不包括从大连海军学校调配过来的），其中10人在1960年5月之前先后完成任务如期返国，1960年8月苏联军事专家撤走时仅为3人。［15］海军快艇学校从1950年9月开始聘请苏联专家，前三年聘请专家最多，一共聘有24位，到1953年上半年基本回国，之后在校苏联专家人数很少。1957年组建为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之后，聘请的专家也很少。总的来说，到1957年以后，海军各校聘请的苏联专家很少，他们指导协助的各项教学工作中国教员基本可以独立胜任了。比如，海军炮兵学校在1956年的工作总结中，统计了能离开苏联专家和不能离开苏联专家工作的基本情况：1956年4个系开设的32门课程中，其中20门课程的教学基本可以由中国教员胜任，另外12门课程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尽管离不开苏联专家，但估计在1957年左右中国教员可以独立胜任。［16］因此，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对海军教育领域影响同样不大。

　　相对于海军和空军而言，陆军院校聘请的苏联专家数量较少，到1957年以后各院校苏联专家人数就更少。聘请苏联专家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是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在院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为40人，1958年底以前基本都回国了，1959年拟增聘18人，实际到达10人，这10人主要是火箭和导弹方面的专家。因此，从人才培养与军事教育的角度讲，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对军事院校的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中受到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与尖端武器研制有关的专业教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军事院校教育已经在苏联的援助下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培训体系，并且培养了一批干部，积累了一定的教学与科研经验。陆、海、空军技术与工程院校基本上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干部培训与军事训练工作，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

　　［ 参 引 文 献 ］

　　［1］〔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8页。

　　［2］《苏联1960年7月16日就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致我的照会》，外交部档案馆：109-00924-01。

　　［3］ Т.Г.Зазе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с.152~153.

　　［4］《外交部给苏联使馆的复照》，外交部档案馆：109-00924-02。

　　［5］《关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动态》，外交部档案馆：109-01905-09。

　　［6］《中国国务院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外交部档案馆：109-00927-01。

　　［7］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页。

　　［8］〔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9页。

　　［9］〔德〕迪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李丹琳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1页。

　　［10］谢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1］储峰：《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1960）》，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12］刘戟锋、刘艳琼、谢海燕：《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3］《关于中国六所航校已初具规模946名苏联顾问可以按期返回苏联问题致菲利波夫电》，空军档案馆：KJ1951-026-003。

　　［14］《关于苏联专家撤走有关工作有无影响给肖主任、罗总长的报告》，空军档案馆：KJ1960-099-001。

　　［15］《海军机械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名单》，海军档案馆：HJ602-1960-002-012。

　　［16］《海军炮兵学校向专家学习工作检查总结》，海军档案馆：HJ603-1957-7-1。